返回列表 发帖

读者2005精华版全部文章

读者2005精华版全部文章

《读者》2005年精华版

爱因斯坦的旷世之恋
二姐
芬兰人与桑拿
父亲越来越小
价值的真谛
看不见的城市和她耀眼的建筑
母亲不是圣人
母亲的存折
人左右手的奥秘
生命的呐喊
数据日本
谁也不能拥有世界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义鼠
与女儿一起成长
袁隆平:科学着农民着
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上
只会讲真话的黄万里
不要和农民聊矿难
独岛的光荣
荒唐的“禁令”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教育的真实性
今夜没人来开车
历史上那些死于贫病交加的美国总统们
卖米
没有爱情有善良
娘是世上那个最亲你的人
贫穷是一种病
让我也做一次好人
失踪的生活
我们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师德
幸福大道145号
学习洋主妇
一辈子的秘密
一封信
被人相信是一种幸福
不方便的现代化
不如从改变自己开始
布拉格天空飞过荆棘鸟
地震废墟下的深情绝唱
分享营火
富了也要穷孩子
高考招生歧视背后的省籍鸿沟
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
扭曲的母亲
千万里,爱的呼唤
神圣的休息日
赎回儿时的梦想
完整的教育包括什么- -
伟大的德国精神
笑从何处来
幸福是什么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钱
有一种爱,不能称之为爱情
追问污染源头
父亲的一封信
父子之战
意大利学生凡玛朵
屁股与尊严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是天堂,也是地狱
水是人的基本权利
完美与残缺
卫生纸与火车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信念·希望·爱
意大利学生凡玛朵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节选)
爱的契约
爱是不能替代的
百岁老人的临终一票
踩着落叶上学
诚信试验
但丁的玫瑰
德国人的森林情结
第十天的虎
利用自私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妈妈墙
亲亲那个姐姐
生命的高度
夏天不热
选 择
硬道理和软道理
助人,是为了快乐
“亲手”的魅力
“清贫”生活与幸福指数
巴甘的蝴蝶
从爱到爱的距离
大 学 校 训 选
大山深处的爱心接力
举手投足之间
宽 容 是 金
狂女阿罗
没有卑微的爱情
“平静”中的纪念
让战争之剑干净入鞘
上 帝 睡 着 了
职场压力:身心不能承受之重
谁 跟 谁 善 良
贴上道德标签的疾病史
温 馨 的 冬 夜
我身边的他们
喜欢你已经拥有的
与生命相比,所有的表演都须退让
总统先生,你好
最 后 的 善 良
蝴蝶要飞走了
《丁香花》,你在天堂能听见吗
爱能改变一切
别忘了你是谁——一位哈佛院长给毕业生的贺礼
不好也不坏的人
假如再做一次女孩
快乐的奥秘
妈妈的梦
那个令我心动的男子
最后的风景
最 亲 的 兄 弟
做一个终身读者
“淡”是人生最深的滋味
把学校背上山的校长
诚实从自身做起
对子女教育中“三句话”的反思
父亲
汉格的第一位新娘
经济增长会升华人的精神吗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历史的经验该怎样记取
令我迷惑的所谓礼貌
母亲
母亲的信仰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请不要打扰她的灵魂上路
上帝的孩子
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有信仰的人
郑渊洁的教子经
最美的嫁衣
最熟悉的陌生人
1905年的奇迹
变化的和没有变化的
病房里的感动
大师境界
耳朵在哪里
风中百合
积极和消极的道德
桥上那些人
外国人不喜欢我们的哪些行为
玩弹弓的男孩
我听见自由在唱歌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幸福的标准
雪中花
真爱无言
自由的大江自由的鹿
30年后谁养你
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
华山吹笛子的挑夫(续篇)
妈妈的眼泪
人生不过像一场雨那么短暂
三弟的储蓄罐
伤心小站
我们为什么道歉
希望,我终于看见了
信任
学会放手
吹笛子的老人
从前的妈妈
到天堂的距离
父亲与女儿的心灵对话
良好教养
你能实现梦想
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你准备好了吗
起诉上帝
绕不开的郎咸平风暴
日行一善
他和她的故事
图书馆的恋人
维多利亚下午茶
信任乃人之本性
父亲
两只蝴蝶
马里亚纳海的爱情灯
民勤沙殇
暖 心 的 故 事
人生的意义
生命 断 想
通往幸福的格桑花
我不认为我没素质
我宁愿……
真正的爱,在自己心间
关于父亲的故事
老兄,革命就是生活
没有人拒绝微笑
母亲们的诺言
女人凭感觉
穷人银行家
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
人间至爱
瑞士的真正魅力
谁在惦记着你
孙中山临终的日子
天使的吻痕
为自己祝福
心中的清凉
有些事情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
这段情只对你和我有意义
爸爸的味道
病态生活的印记
承诺
城里的人们一听口音就轻视我们
大爱无欲
大学生,你为什么要父母养活?
父爱
母语教育的忧思和希望
那些不能随风而去的往事
生命的礼物
世上最贫穷的母亲
素质只是不用提醒
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乡村里的德国教师
雪后的阳光
一个留学生眼里的中美之间的差距
一个学生家长的教育手记
语文教学个例
正在消失的事物
紫裙子
最不准的天平
坐在球场边上的女人
慈母在天堂
给儿子的临别赠言
哈提雅的第28个馅饼
浩荡祭大海
怀想一位大学校长
南北方女人
生命中有些事是不可逆转的
生死相守
什么叫做文化
什么是生活
世纪绝恋
一个都不许死
永远的期待
中学生致大人们
最爱的人最先放手
赤着脚的天使
大地非洲
感动于如水的亲情
汉堡故事屋真情奇迹
开启你的财富之门——罗伯特.清崎在哈佛的演讲
平和的心是金
人类和他的神祇
生活这门课 谁来当老师
为失败而笑
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
选择
真正的原谅
学会爱人
一个人的最后温暖
奔跑的母亲
继父节
两地书
林中的小木屋
女孩
人的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
欢乐
我想你的方式
心灵四重奏
一诺千金
姿态决定一切
爱的锋芒
电话月租到底该不该取消
父亲的“外遇”
金钱如何毁人,又如何造福于人
看不见的存在
6岁儿撑起一个家
洛氏家训
生活态度
生活有目标比赚钱重要
生死跳伞
我们的诚信的世界
一毫米的距离
与你无关吗
怎么生活最幸福
珍贵的山茶花
真正的慷慨
执子之手
华 沙 之 跪
今天是个好日子
廉洁指导
蓦然之间的一种心疼
让我们都对别人好点
箫之韵
一滴泪落下,需要多长时间
一切皆有可能
有什么比亲情更美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罪恶的历史仍在杀人
窗子外和窗子里
父母与子女
关于一棵橡树的爱情见解
慧眼怎么练就
绝唱
礼物
列车上的瑞典情侣
流星
母亲
萍水相逢
全球环境变化的思考
如果您有机会养育一个孩子
失忆13年
谁知道素质教育的真经
投芬芳一票
西方人比中国人富多少
幸福的秘密
最后的时刻
尊重孩子的眼睛
“敦刻尔克精神”下的英国国民
爱丁堡的长椅
爱之水
猜猜我有多爱你
更爱妻子
红头绳儿
借口
美丽的谎言
那一场雨后的时光
你不知道,上帝更不会知道
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上
你很重要
纽约“大审”
铅笔的原则
什么让你如此冷漠
他的生日
听到幸福在歌唱
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糟
想象的原则
幸福站立在苦难中
仰视的理由
有一种谎言,让我们泪流满面
张纯如:用生命照亮人类的历史
最好的帮助
300美元的价值
藏羚羊碑说
『人』证
“爱心大使”丛飞的赤子情怀
爱着
表演的光荣
不速之客
公正是最大的动力
华菲大街136号
尽力而为还不够
可以依靠的肩头
每一块都重要
生命的礼物
胜利的手势
世上总是好人多
天堂的门
写给秋天
信任的力量
一个贫穷的小提琴手
有一种情,叫相依为命
在我心灵深处
种春风
自行车后座上的婚礼
“阳光老师”
爱是一种支撑
搬家
看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怎么买车
落叶不只在秋天
朋友
人生的两条真理
生活不是一瞥就能完成的
石头的爱情
四姨
温暖的背后
友谊的色彩
有情人终成眷属
雨中情
转身就是方向
最后一束康乃馨
最美的女孩
大学的诞生
给儿子的信
精彩三十秒
每一个感动都值得流泪
美国的福利政策较为完善
苹果的最佳分法
前沟村三丫头
请葬我于大海
上学只要半小时
四十年前的爱情
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偷父
我的梦中城市
我的犹太邻居
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
写履历表
心的影子
羞辱是一门选修课
寻常幸福
原下的日子(节选)

爱因斯坦的旷世之恋
  作者:北梵  

  凝视着照片上爱因斯坦独有的那一头乱发和尖鼻子下面的童真微笑,你真不能想象他那非凡的大脑,那里正在思考物理学难题。但我如果告诉你他那时正靠在寓所的高背沙发上像过电影一般回忆他和一位女间谍共度的甜蜜时光,一个个相爱镜头,又一个个激情镜头,细细地口味,慢慢地含咽,像禁食者偷吃巧克力一样欢愉无比,你一定不敢相信也不肯相信。然而,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久前,苏联著名美女间谍玛丽达.科涅库娃的后裔,公布了爱因斯坦写给玛加丽达的9封情意绵绵的情书,经俄罗斯美国安全部门共同鉴定,确认为爱因斯坦亲笔之作,顿时引起巨大的轰动。这段离奇的动人的情话,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

  那时,爱因斯坦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不仅受到美国各界民众瞩目,也是开放社会各种各样女性的求爱对象。可是,丧偶已久的爱因斯坦却并不感到快乐。他是个内心有沉重感的犹太人,总深得美国女人太轻佻、太世俗、太物质化,和她们只能做爱,却不能恋爱。所以,他在美国一起没有找到可以共诉衷曲的合适情人。他委屈地深得,美国政府也并不真正信任和了解他。             

  爱因斯坦依旧在怀念逝世已多年的第二任妻子―――他的表妹艾尔莎。只有艾尔莎知道,在爱因斯坦写不出方程式的时候,该放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还是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当他思念欧洲老家时,该朗诵歌德的<浮士德>,还是席勒的<欢乐颂>。甚至,哪天的洗澡水里该放晶盐或香草,咖啡里该放鲜牛奶或炼乳…….也只有艾尔莎才能掌握好。可是,红颜自古多薄命。形容姣好、举止优雅的艾尔莎,随爱因斯坦从纳粹统治的德国,逃到美国定居的第三年,便因患肾病不治而撒手西去,在爱因斯坦心上划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痕。

  爱因斯坦每当思念艾尔莎而不得一见时,便拿起那把从柏林家中带来的古铜色小提琴,伫立在亡永远含笑的遗像前,闭目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春天>,便仿佛和亡正踏在莱茵河畔萋萋的芳草地上携手欢笑一同走向回家的路途一般。然而,这只是一场团圆梦,曲终梦醒倍觉凄凉与孤独。爱因斯坦便只有抱着智慧的大脑袋,借酒浇悉,一醉方休。

  二战连绵的炮火与屠杀,遍地鲜血和废墟,更使爱因斯坦经常陷于忧郁痛苦之中。有人甚至怀疑,伟大的爱因斯坦患上了忧郁症。可是,美国没有人能解救他。

  正在这时,一个容貌与身材漂亮异、艺术修养出众、谈吐风趣、性格深沉的俄罗斯女郎,像天使下凡一样,突然出现在爱因斯坦面前。她对欧洲古典音乐和美术作品的独到见解,一下子就吸引了爱因斯坦。最令爱因斯坦地动容的还是她对战争罪行的犀利抨击,和对被战争蹂躏的犹太人的深深同情。她说她的国籍是战火纷飞的俄罗斯,与长期隔岸观火的美国女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爱因斯坦自从与玛加丽达初次相见,便深得有许许多多心里话想向她倾诉,有一个接一个的共同话题想与她畅谈。坦率地说,俄罗斯女郎特有的率真高雅、性感诱人的一颦一笑,也已通过荷尔蒙作用,把鳏居已久的爱因斯坦搞得神魂颠倒。这个极其迷人的尤物,就是玛加丽达.科涅库娃。

  爱因斯坦天天渴望着与玛加丽达单独约会,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这并非由于爱因斯坦生性拘谨;他在德国和瑞士生活时,都拥有不止一个情人。也并非因为爱因斯坦发达的脑细胞,已经测出玛加丽达的真实身份。原因十分简单,玛加丽达是与她的丈夫一起来拜访爱因斯坦的。她潇洒英俊的丈夫―――俄罗斯著名雕塑家谢尔盖.科涅库夫,正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之请,为爱因斯坦一尊永久塑像。

  爱因斯坦自我克制了许久,努力想把玛加丽达的倩影从脑海里抹去,可是,在社区共同的交际圈里,他却怎么也避免不了和玛加丽达相见。玛加丽银铃般的笑声,总和她年轻诱人的体香一起,向爱因斯坦传递着某种既确定又不确定的信息。被爱情之火燃烧得实在不能自己的爱因斯坦,终于抓住一次机会,冒昧而语无伦次地向玛加丽达发出了单独见面的邀请。玛加丽达闪烁着美丽的大眼睛,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想,我应该拒绝您。可是,我怎么能拒绝您呢?因为,因为您是爱因斯坦啊!"  

  玛加丽达半推半就地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间小办公室时在,建立了秘密爱巢。任何美国人都不想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和富有的人物,会和某些浪漫冒失的小白领一样,利用办公室发展恋情。爱因斯坦便在那间被他在情书中称为"我们的油房"的办公室里,与玛加丽达频频约会,有时彻夜不归,鱼水谐情达数年之久。爱因斯坦把玛加矾达看做他的女王,不可须臾离开的爱侣,快乐和安慰的源泉。

  二

  苏联克格勃把专门进攻男人的色情间谍,叫做“燕子“。玛加丽达便是克格勃专家远隔太平洋,严格按照爱因斯坦的独特口味,为他精心技术先进的”燕子天后“。玛加丽达经过长期艰苦的学习,才具有能与爱因斯坦轻松交谈的才干、与爱因斯坦发生心灵契合的素质,以及一瞬间就能使爱因斯坦咬住 她这块集性、艺术、政治为一体的美味巧克力的特殊本领。

  玛加丽达担负的重要使命,是通过爱因斯坦窃取美国研制原子弹和发展高能物理的绝密情报。从所周知,那个古里古怪的公式E=MC2,就是爱因斯坦发明狭义相对论时信手写出来的。全世界军事科学家这才知道,质量与能量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才明白,极轻的质量只要在撞击中剧烈裂变,就能产生极其惊人的爆炸力!但是,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是什么呢?斯大林那时还不太清楚。而正为德国法西斯研制原子弹的大科学家海森堡,和为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大科学家奥本海默,都是爱因斯坦的密友,并曾向爱因斯坦请教。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投入巨资建立原子弹研制工程,也是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建议。斯大林十分期待他们的“燕子天后”能用甜蜜持久的爱情,换取足以影响战争胜负的战略武器。

  由于命令来源于斯大林,事关国家安全,玛加丽达的雕塑家丈夫科涅库夫,只得对娇妻越来越放肆地勾搭爱因斯坦,甚至经常驾车与爱因斯坦去远方小镇旅馆共度良宵,在床上枕边进一步施展迷魂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雕塑家惟一的愿望是玛加丽达不要怀上爱因斯坦的孩子,这样他和玛加丽达完成任务后重返莫斯科安居,就会比较简单容易。其实,雕塑家丈夫的担忧是很多余的,所有“燕子”都稔熟各种不同的避孕技巧。

  玛加丽达利用爱因斯坦对她的极度迷恋和依傍,在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放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之前一周,再三要求爱因斯坦在纽约一个秘密地点与她的克格勃上司――――苏联副依赖帕威尔.米科哈依洛夫直接会见。爱因斯坦实在拗不过身边爱侣的软磨苦求,终于答应与苏联副依赖进行秘密会谈。据说这样的秘密会谈,举行过不止一次。据克格勃高级官员苏多普拉插夫在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介绍,玛加丽达是一位优秀而成功的谍报员。据说,她不仅从爱因斯坦那时获得了苏联急需的原子弹部分情报,还曾促成爱因斯坦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介绍原子弹威力的密函……….

  又据说,玛加丽达在施展浑身解数诱惑爱因斯坦时,被他的人格魅力和至真爱情感动,终于在一个小镇激情幽会时,向爱因斯坦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燕子“身份,乃至痛哭失声,请示爱因斯坦原谅。谁知,爱因斯坦非但没有责备玛加丽达,反面满脸微笑,大度地说”我早就想和我的爱侣――一个有知识的俄罗斯女性,谈谈有关原子弹的问题了。原子弹的杀伤力将改变人类的正常思维,也将葬送人类。我和你一起来想个办法吧!”

  爱因斯坦通过玛加丽达向苏联透露原子弹的制造秘密,并不仅仅是为了换取玛加丽达迷人的笑容,而是出于一个极高的和平主义考虑――不

  愿让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独家垄断杀伤性极大的原子弹,以保持世界力量均衡;只有力量均衡的核对抗,才能罅可怕的核战争。

  而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早已发现爱因斯坦具有同情共产党的倾向,并多次公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却傺以著名雕塑家配偶身分出现的玛加丽达,就是潜伏在爱因斯坦身边的共产党危险分子。曾以世界谍战枭雄著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判断,最有可能担任共产党间谍的,是爱因斯坦的私人女秘书海伦.杜卡斯及其侄子,便把所有临近力量死死的放在那两人身上,使绝色绝技的俄罗斯“燕子天后“,一想起那些南辕北辙的跟踪好戏,就暗自发笑。

  美国中央情报局至今只肯承认,玛加丽达曾成功地安排爱因斯坦与苏联副依赖见面,却不承认玛加丽达真正策反了爱因斯坦,危害了美国利益。

  其实,爱因斯坦爱上一个苏联女间谍,通过她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在美国多次发表此类议论,也许是比他透露原子弹制造秘密更为重要的事件。而短短4年后,苏联便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也使人不能不想念,斯大林确实获取了制造原子弹的某些技术捷径。

  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一般都认为,玛加丽达运用她的超级天后魅力达到了目的。

  三

  1945年12月,完成任务的“燕子天后”玛加丽达和丈夫科涅库夫,奉克格勃的命令,迅速离美国回苏,以免招惹不必要的外交麻烦。爱因斯坦获知爱侣就要永久离去,难受得如同万箭穿心。他无数遍恳切哀求,甚至以死威胁,终不能挽留玛加丽达在居住,只得泪眼相别。

  玛加丽达安全返回苏联后,据说获得了一笔巨额奖金和一幢乡间别墅,随即退役并且隐居,终日陪伴雕塑家丈夫绘画、雕塑、弹琴、打猎,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她奉克格勃指示,寄给爱因斯坦一个虚假的收信地址,用异地通信的方式安慰爱因斯坦受伤的心,帮他平衡过渡感情危机。然而不久以后,由于苏美新一儸情报大战的保密需要,玛加丽达被迫彻底切断了与爱因斯坦的通信联系。

  岂知,爱因斯坦并未由于玛加丽达断绝通信、彻底消隐,而减弱对她的眷恋与思念。爱因斯坦不能如常收到玛加丽达回信后,像焦急的初恋情人一样,接连给玛加丽达寄出数封情真意切的情书。这样,便使得玛加丽达与爱因斯坦的情书往来,又恢复了一段不长时期。正是这时,爱因斯坦也许已经意识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正在毁坏他们的爱情,于是写出了人类情爱史上最动人的越洋情书。

  有人说,爱因斯坦那张写有亲笔题词的自画像,也是准备有朝一日重见玛加丽达时,当面赠送给这位爱侣的。然而,爱因斯坦至死也没有再见到这位让他销魂、令他魂牵梦萦的神秘女郎。那张趣味横生的自画像,至今仍然保存在爱因斯坦纪念馆。自画像上的题词这样写道:“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我不能左右的外部世界,而我只能孤寂地生活着。回想往事,我曾经痛苦万分,也曾甘之如饴……让一切都留在永远的记忆中吧。”

  而从玛加丽达至死保留的爱因斯坦最动人的9封情书来看,这位销声匿迹、日渐老魂的“燕子天后”心中,也一直珍藏着对爱因斯坦的那份爱情,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不能凭感情行事而已。,

  爱因斯坦与苏联女间谍玛加丽达的这希旷世之恋,由人类的大分裂―――世界大战戏剧般促成,又被人类不断升级的冷战坞隔绝。他们奇特哀婉的爱情故事,留给人们的遐想是无限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二姐
  作者:雪小禅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6年,6年

  之后,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

  同意了。

  4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

  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4岁,小一些更容易收

  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4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

  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6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

  城,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

  肥厂的工人,伯母是纺织厂的女工,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时候还觉不出

  差异,但30年之后,北京和那个小城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二姐从此离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儿,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妈妈,管自己的

  亲生父母叫二叔二婶。二姐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

  流泪。是啊,二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她一个小孩子远离亲生父母到一个

  陌生地方去受苦,想起来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实在想得不行,母亲总会隔三岔

  五去小城看看二姐。二姐过年过节偶尔也会回来看我们。离别,不仅仅是母亲,

  我们兄弟妹也跟着泪水涟涟,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这个曾经的她温暖的家已

  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那个贫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们还算听话,

  母亲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数渐渐少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工作忙加

  上心灵上的那种疏远,二姐和我们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见到二姐,是她没考上大学。大伯带着她来北京想办法,是复读还是上班?

  父母的态度很模糊,二姐是没有北京户口了,大哥因为有北京户口,很轻易就上

  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虽然二姐考的分数并不低,但在河北,却连三流的大学也上

  不了。父亲说:“来北京复读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个班上吧。”母亲也在一

  边说:“按说,我们应该把二丫头接到北京来读书的,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这

  个能力啊。如果回去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再一同想办法。”虽然大伯心中多

  少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很理解父母的难处,便说:“是啊,大家都有难处,只是

  怕误了二丫头一辈子呢!”

  二姐再来我们家时,已长成大姑娘了。可她的头发黄,人瘦而黑,好像与我

  们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乱,总是花花绿绿的,因为新,就更显出神态的局

  促来,而我们那时已经穿很时尚的牛仔裤了。母亲总是无限伤感地叹息:“唉!

  苦命的孩子啊。如果当时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么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同

  是一母所生,命运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这辈子恐怕最愧对的就是你二姐了……”

  母亲每说起二姐,便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可是二姐始终说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

  父母亲。她和大伯伯母一起来的时候,总给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好像

  什么也没见过。可她对伯父伯母的爱戴和孝顺很让人感动。大伯有一次兴冲冲地

  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头花,他说花了5块钱在楼下买的,二姐就喜欢得什

  么似的。我心里一动,长到16岁,父亲从没有给我买过头花什么的,他这时候

  已是政界要员,一天到晚嘴里挂着的全是政治。只有母亲在这个时候给二姐买许

  多新衣服、食品之类的东西,想必是母亲对女儿的最好补偿吧。

  那次之后,二姐直到结婚才又来。

  二姐22岁就结了婚。19岁她参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厂上班,每天

  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资却不高。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单位的司机,她带着那

  个司机、我所谓的姐夫来我家时,我已经在北京大学上大二了,当我看到她穿得

  花团锦簇带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厅时,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时我已经在联系出国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却嫁为人妇了。说实话,因为经

  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二姐说话办事、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与我们有天壤之别,

  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二姐,认为她是乡下人。大哥去了澳大利亚,小弟在北京师范

  大学上大一,只有她在一家化肥厂上班,还嫁了一个看起来那么恶俗的司机。我

  和小弟对她的态度更加恶劣,好像二姐的到来是我们的耻辱,因此,我们动不动

  就给她脸色看,二姐却显得非常宽容,根本不与我们计较,依然把我们叫得亲甜。

  二姐不会吃西餐,二姐不知道微波炉是做什么用的,二姐不爱吃香辣蟹,让她点

  菜,她只会点一个鱼香肉丝,而且一直说,好吃好吃,北京的鱼香肉丝比家里做

  的要好吃。

  这就是我的二姐,一个已经让我们感觉羞愧的乡下女人。

  几年之后,她下了岗,孩子才5岁。大伯去世,她和伯母一起生活,二姐夫

  开始赌钱,两口子经常吵架,这些都是伯母打电话来说的。而她告诉我们的是:

  放心吧,我在这里过得好着呢,上班一个月六百多,有根对我也好。有根是我的

  二姐夫。

  大哥在澳大利亚结了婚,一个月不来一次电话,我办了去美国的手续,小弟

  也说要去新加坡留学,留在父母身边的人居然是二姐了。

  不久,大哥在澳大利亚有了孩子,想请个人过去给他带孩子,那时父母的身

  体都不太好,于是大哥打电话给二姐,请她帮忙。二姐二话没说就去了澳大利亚,

  这一去就是两年。后来大哥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二妹帮了我啊!

  但我一直觉得大家还是看不起二姐,她文化不高,又下了岗,况且说着那个

  小城的土话,虽然我们表面上和她也很亲热,但心里的隔阂并不是轻易就能去掉

  的。我去了美国、小弟去了新加坡之后,伯母也去世了,于是她来到父母身边照

  顾父母。

  偶尔我给大哥和小弟打电话,电话中大哥和小弟言语间流露出很多微词。小

  弟说:“她为什么要回北京?你想想,咱爸咱妈一辈子得攒多少钱啊?她肯定有

  想法!”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她肯定是为财产去的,她在那个小城一个月

  死做活做五六百元,而到了父母那里就是几千块啊。我们往家里打电话越业越少

  了,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不行了。

  我们赶到家的时候才发现父亲一年前就中风了,但二姐阻拦了母亲不让她告

  诉我们,说是会因此分心而影响我们的事业。这一年,是二姐衣不解带地伺候父

  亲。母亲泣不成声地说:“苦了你二姐啊,如果不是她,你爸爸怎能活到今天…

  …”

  我看了一眼二姐,她又瘦了,而且头上居然有了白发,但我转念一想,说不

  定她是为财产而来的呢!

  当母亲还要夸二姐时,我心浮气躁地说:“行了行了,这年头人心隔肚皮,

  谁知道谁怎么回事?也许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啪”,母亲给了我一个耳光,

  接着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们,你们都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而把别人都想得

  像你们一样自私、卑鄙。你想想吧,你二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这都是替

  你的!想当初,是要把你送给你大伯的啊!”

  我沉默了。是啊,一念之差,我和二姐的命运好像天上地下。二姐因为太老

  实,常常会被喝醉了酒的二姐夫殴打,两年前他们离了婚,二姐一个人既要带孩

  子还要照顾父母,而我们还这样想她,也许是我们接触外面的污染太多,变得太

  世俗了,连自己的亲二姐对母亲无私的爱也要与卑俗联系在一起吧。

  晚上,母亲与我一起睡时,满眼泪光地说:“看到你们现在一个个活得光彩

  照人,我越来越内疚、心疼,我对不起你二姐啊。”我轻描淡写地说:“这都是

  人的命,所以,你也别多想了。”母亲只顾感伤,并没有觉察出我的冷淡。她接

  着说:“那天晚上我和你二姐谈了一夜,想把我们的财产给她一半作为补偿,因

  为她受的苦太多了,但你二姐居然拒绝了,她说她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财产,那就

  是你大伯伯母的爱和父母的爱,她得到了双份的爱,还有比这更珍贵的财产吗…

  …”

  我听了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母亲话未说完已泪流满面泣

  不成声,我不由得不信,渐渐地,我的眼圈也湿了,背过身去在心里默默叫着:

  二姐,二姐!我误解你了,你受苦了啊!

  父亲去世后二姐回到了北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说:“没想到我生了

  4个孩子,最不疼爱的那个最后回到了我的身边。”

  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回了北京。大哥给二姐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我给二姐

  买了一条羊绒的红围巾,小弟给二姐买了一条红裤子。因为我们兄弟妹三个居然

  都记得:今年是二姐的本命年。

  二姐收到礼物哭了。她说:“我太幸福了,怎么天下所有的爱全让我一个人

  占了啊!”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可那是对二姐深深愧疚、悔恨的泪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芬兰人与桑拿
  作者:徐晓红

  芬兰是个桑拿的国度,几乎所有的芬兰人都是发烧级别的桑拿爱好者。芬兰总人口约为510万,而遍布城乡大大小小的桑拿房竟达170万个之多,平均每三个人就拥有一个。除了公共和私人家中的桑拿房之外,大的公司和机构都配备了员工桑拿房,连总统办公室也设置了专用桑拿房。

  芬兰与桑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以前。桑拿一词是芬兰语“蒸汽浴”的译音。在芬兰,无数与桑拿有关的词曲、歌谣及民间故事被广为传诵,桑拿作为一种文化融入了芬兰的血脉,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

  桑拿炉进化史

  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前的石器时代,有一种圆而浅的火坑,坑底铺有2-3层细碎的石子,那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桑拿炉。

  公元5-8世纪,桑拿已经在芬兰出现了。当时的浴室是圆木结构的一个单间,在炉子里将木柴烧着,上面铺上几层碎石头,待石头烧得红热再烧上水,浴室里立时烟雾蒸腾,人在其间,大汗淋漓,酣畅不已。这种沐浴方式被称为“烟桑拿”,它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在芬兰的某些地区,“烟桑拿”至今仍被沿袭,并随着芬兰人的足迹传播至世界各地。

  “烟桑拿”炉的炉膛是一种圆屋顶式的构造,它适合于烧石头,若用于烹煮则略显笨拙。11世纪时,人们把桑拿和烹饪两种不同的炉膛并列建在一起,厨房和浴室合二为一,做饭与蒸桑拿两不误。

  18世纪末,出现了“嵌入式”砖制桑拿炉,它有两到三个隔开的部分,最下面一层用于燃烧木柴,中间一层铺小块的石头,最上面一层是一个带有调节阀的烟道,它一直通往屋顶与烟囱相连。当时的建筑一般为木制结构,这种“嵌入式”砖炉减少了火灾的发生,曾盛行于19世纪。

  20世纪初,工厂开始批量生产金属制的桑拿炉,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桑拿炉产业。这种桑拿炉的炉膛是一个单独的小室,它仍然保留了烟道,有别于从前的是火焰和水都没有直接接触石头,只要木柴在燃烧,石头就能被持续加热。

  曾经一度,桑拿的流行势头受挫。传统的桑拿炉依靠燃烧木柴,带有非常显著的农耕色彩,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一特点与现代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然而,有什么能阻止芬兰人对桑拿情有独钟呢?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以电为能源的桑拿炉面世了。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公共桑拿房让芬兰人喜出望外。得益于科技的进步,桑拿炉不断更新换代,现在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开关,电阻丝就会给石头持续加热。安全和方便,使得桑拿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都市人的生活中。如今,新落成的高尚住宅及宾馆客房的浴室旁大多添了一间“迷你”型的桑拿室。

  芬兰人的桑拿情结

  经常有游客将芬兰人引为民族骄傲的“诺基亚”误认为日本品牌,当地人大多宽容地一笑置之,而假设有人对桑拿说三道四,则会被视为一种冒犯。在芬兰,桑拿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身体的方式,它早已上升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神圣。

  相传,桑拿最初是一种宗教仪式,婴儿出生后,由家族中最年长的老人在桑拿房中往婴儿身上洒水,并为婴儿起名字,后来此仪式演变成在教堂中举行的洗礼。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芬兰妇女大多在桑拿房里分娩,不只是因为那里温暖、卫生,更因为那是个圣洁的地方。分娩后,产妇和新生儿还要在桑拿房中住上一个星期,然后,婴儿才被郑重其事地抱出来与父亲谋面。过去,芬兰人临终时清洁身体也往往在桑拿房中进行。可以说桑拿与芬兰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期的桑拿房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一般傍水而建。当时的桑拿房加热一次,可以供好几拨人入浴。数代同堂的家庭,一般按先男人后女人及孩子的顺序。农场里,一般是农场主和男帮工们在结束了一天的田间劳作后,先行入浴,接下来轮到女主人及女帮工们。后来出现的公共桑拿房,男女也是分开入浴。只是在一些比较高档的场所,有帮助客人放松的女按摩师。人们在桑拿时精神很放松,但并不意味着放浪形骸,连孩子也被反复告诫不可以喧哗、嬉戏、扮鬼脸。芬兰有句古老的谚语:在桑拿房中要像在教堂里一样。可是,当桑拿传入异域,却多少蒙上了色情的意味。

  蒸桑拿前,人们宽衣解带,先淋浴,然后赤身拎条毛巾进入80-100摄氏度的桑拿房,将毛巾铺于长凳之上,然后坐在毛巾上面。这样做既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可以防止长凳过烫,伤及肌肤。传统的习俗还包括用一束新鲜嫩绿的桦树枝条,轻轻拍打自己的身体,利于舒张毛孔并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树叶的清香,提神醒脑。

  桑拿时入浴者并不像馒头一样一直罩在“蒸笼”里,很多人频繁出入。想往复多少回合,全凭自己乐意,开心就好。

  据乡下的传说,在新年的头一天,如果桑拿房的烟比太阳更早升起,则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在芬兰,如果你的谈判对手或生意伙伴邀你一同去桑拿,差不多就跟请你共进晚餐一样隆重。

  不仅如此,芬兰人聊起桑拿的医学价值简直就是如数家珍:如果浑身酸痛,去桑拿吧;如果头疼脑热,去桑拿吧;如果伤风感冒,去桑拿吧。想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吗?去桑拿吧;想延缓衰老、永葆青春吗?去桑拿吧;想平伏情绪,舒缓紧张,乃至按摩灵魂吗?去桑拿吧!

  总之,有事没事,去桑拿吧。芬兰人对桑拿的痴迷程度已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从来没听人说:好几天没洗澡了,去桑拿吧。这在芬兰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跟好几天没吃饭一样。中国有位绘画名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换了芬兰人,一定会这样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桑拿。

  芬兰人给本民族的文化贴了张别致的标签:桑拿——芬兰造。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父亲越来越小
  作者:袁利霞

  父亲理发回来,我们望着他的新发型都笑了—后脑勺上的头发齐刷刷地剪下来,没有一点层次,粗糙,玩劣如孩童。   

  父亲50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走路从不抬腿,脚蹭着地,嚓嚓嚓地响,从屋里听,分不清是他在走路,还是我那8岁的侄儿在走路。有时候,饭菜不可口,他执拗着不吃;天凉了,让他加件衣服,得哄好半天。

  父亲很有点“人来疯”。家里来个客人,父亲会故意粗声大气地跟母亲说话,还非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母亲不会和他吵架。客人一走,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

  每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妈呢?如果母亲在家,父亲便不再言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母亲不在家,父亲便折回头骑上自行车到处找,千辛万苦把母亲找回来了,又没有什么事。有一次,父亲晨练回来,母亲说:出去之前也不照镜子,脸都没洗干净,眼屎还沾在上面。父亲不相信:我出去逛一圈了,别人怎么没发现,就你发现了?母亲觉得好笑:别人发现也不好意思告诉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

  家里有一点破铜烂铁、废旧报纸或塑料瓶什么的,父亲都会高高兴兴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卖得的三五元钱,不再上缴母亲,装进自己的腰包作“私房钱”,用于购买零食。

  父亲以前生活节俭,从不肯到外边吃饭,也不吃任何零食。现在儿成女就,没什么大的开支,他也就大方了,经常跑去买零食吃。父亲最喜欢吃板肉夹烧饼。有一次父亲很委屈地在我面前告母亲的状:我每次都夹一块钱的肉,只一次烧饼有点大,我夹了两块钱的肉,你妈就嫌我浪费。我心里觉得好笑极了,这哪是印象中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父亲啊,分明是一个馋嘴的孩子。我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给他,让他专门用来买板肉夹烧饼,并叮嘱他,不准告诉母亲。父亲高高兴兴的收下钱出去了。第二天,我从厨房经过,听见父亲向母亲炫耀道:女儿给我10块钱,让我买板肉夹烧饼,还是闺女对我好!

  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我们越来越大了,父亲却越来越小,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叫云亮的诗人写的诗-—《想给父亲做一会父亲》:父亲老了/站在那里/像一小截地基倾斜的土墙/……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我和父亲说话/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便咧开嘴冲我傻笑......有一刻/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给他买最好的玩具/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如果有人欺负他/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撸起袖子/揍钩日的一顿不可......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价值的真谛
  作者:刘墉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之物时,别忘了你惟一的可掌控的生命价值。

  别亏了人生的本

  遇到一个刚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年轻人。

  “真不简单,”我赞美他,“拿到MIT的博士,你可以好好施展抱负了。”

  “对,我是得赶快加油,要不然就亏大了。”

  “亏大了?”我不太懂他的话。

  “是啊!”他笑笑,“你算算,我今年28岁,前面从出生、学坐、学爬、学走路、学说话、小学、中学、大学,到今天拿到学位,我用了28年啊,我也消耗了我父母和社会的资源28年啊!可是算算下面还有多少年?像我们这种搞尖端科技的,如果不一直努力,只怕能工作的时间还不到28年,等我56岁,早落伍了。”

  可不是吗?我算算,原来求学的报酬是相当有限的。拿这位博士来算,他学1年只相当于以后用1年,学1小时,也只有用1小时的报酬率,怪不得他说——“我得赶快起跑,毕业的那一刻,就是我起跑的那一刻,在今后的28年,我要好好利用过去的28年才能扯平,我的人生也才能不亏本哪!”

  我有个朋友,曾经家财过亿,不料股票崩盘,他一下子垮了。有一阵,他沮丧极了,胆固醇、血压都高得惊人,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最近在百货公司遇见他们夫妇,居然正满面春风地看水晶玻璃。“买不起了,”他对我笑笑,“以前的收藏也全卖了,但是看看橱窗里的,纯欣赏,也挺好。”

  常在电视上见到一位政界名人,早年他曾因为是异议分子,被关了二十多年,但是当别人血脉贲张地向旧政府讨公道时,他没有。

  他总带着一抹潇洒的笑容,连眼睛都笑,见不到一点儿生气与怨恨。

  “对付迫害,忍耐是不够的,要宽恕。”

  <人没有贪妄之心,就能有心灵的富足。

  人能以宽恕替代仇恨,才能有精神的泰然。

  弹一曲心灵的歌

  你可能从5岁就学弹钢琴,一学学了7年,进中学,功课忙;入社会,工作忙;成了家,家庭忙,再也不碰钢琴。

  从小到大,多少我们学过的东西、花去的时间、金钱,到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由12岁就不再摸琴键的小小钢琴家,可能一辈子再也不碰琴,甚至忙得不去听一首钢琴曲。那么你早年花去的时间、金钱,除了可以换来父母用作炫耀的虚荣,对你还有什么价值?

  除非当你学的时候,你能乐在其中。

  各位曾经学琴的朋友,你当年是被逼迫不得不学,还是学习中得到许多乐趣?有一天,你做了父母,要孩子学琴,你是为他“找乐”,还是“找功课”、“找痛苦”?

  现在,回头想想你少年的学琴岁月,那么多功夫下去了,你是不是甘心就此一生都不再想它,不再碰它?抑或今天你可以坐下,打开尘封已久的琴盖,终于为自己弹一曲心灵的歌?

  赴一场人生的盛宴

  如果你请个初识的女朋友吃西餐——

  “就这个吧!”她用小指头轻轻一点,“全餐。”开胃小菜上来了,她一扫而空;汤上来了,立刻见底;沙拉上来了,她一一吞下;主菜的前菜上来了,她慢慢吃,吃一半;主菜正盘上来了,她已经摸着胸口喘气:“我太饱了,吃不下了。”这种女生,可能没见过世面,她没有存心把你当“凯子”修理,只是不懂得点菜。

  相反地,如果那女生每一样都吃一点儿,只挑她喜欢的入口,可能就不简单了,她必是个见多识广的女生,足以把你这个穷哈哈的小男生修理得惨兮兮。如果你是女生,又爱那个请客的男生,请别谋杀他的荷包,请少点几样。

  但是相反的,人生也像一场盛宴,你希望过得愈充实愈好,则要学那懂得吃全餐的大小姐。你要一点一点地品味,该浅尝即止的绝不多用,该当作主菜的绝不忽略。人生的盛宴是上帝请客,他把“天地的菜单”全放在你眼前,任你点。

  你可以野心很大,点个意大利全套大餐。只是,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不知道舍弃,在这人生大餐上菜的过程中,你见一样吞一样,你必定愈吃愈累,早早就告别这场盛宴。

  看看这个世上多少功成名就的人,晚年仍然坐在他的人生盛宴桌前,品尝最后一道甜点和餐后的美酒。当你羡慕他们的时候,你先要告诉自己:“他们能吃遍人生的盛宴,必定因为他们知道取舍。他们知道在前面少吃一点儿,而不是样样狼吞虎咽。”

  据说世界上最奇怪的导游在意大利,他们会把你带到古迹面前,花40分钟为你讲解历史的背景,然后说:“好,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观了,20分钟之后集合。”“既然是来游览,你何必噜嗉那么久,耽误我们那么多时间?”于是有人不高兴,到下一个古迹时,他不听讲解,自己去游览。

  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也会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据调查,先听40分钟的讲解再去逛的人,比不听解说用1个小时自己游览的人,看到的多得多。60分钟之后,回到游览车,先听过讲解的人,会说他们见到了这个雕像的笑容,那个喷泉的特色,某个角落的壁画,某个石阶的缺损,他们甚至可以循着导游说的故事,去想象千百年前在那宫廷中发生的争斗,见到大理石上溅到的血迹。

  于是,那古迹变得更生动有情了,那游览变得更深刻有趣了,至于那些自己游逛的人,只见东一片废墟、西一座残像,逛完意大利的每个古竞技场,印象几乎完全一样。 无论古迹、名胜或博物馆,都像人。你不认识他,他就是个人,大不了是个长相特殊的人,但是当你认识他之后,他则由陌生人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令你了解与同情的“有情人”。

  游览名胜古迹,也如同你到林中赏鸟。

  如果有人告诉你,哪里有某种鸟,循着他的指点,你能在短短时间中见到许多,相反的,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则可能只见到一片树林,听见许多鸟鸣,却怎么找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也不知那鸟的习性,甚至不知那是什么鸟。古人说得真对——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下次你去赏鸟、去旅游、去逛博物馆之前,先用用功,读读那里的介绍吧!用你的心、你的情、你对它们的了解,去亲近他们,去发现一切吧!

  你必然能有更大的感动,而且留下更深刻的记忆。

  什么是价值

  毕加索生前在一张报纸空白处画的速写,居然拍卖到十几万美金。“这速写不过草草几笔,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有评论家说,“有的话,也只是市场价值。”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经混乱,通货膨胀,百元当十元用,买个鸡蛋也要上万元,“这钱还有什么钱的价值?它还不如纸的价值。”

  什么是价值?

  >一件古董,今天人人都想收藏,它可能是无价之宝,明天有人鉴定是膺品,它又可能不值几文;一个公司的股票,今天大家都想收买,它可能大涨,明天财报出来,显示前景欠佳,又可能一落千丈;一国的货币,今天它的国力强,人人抢着持有,汇率可能一直攀升,明天出了泡沫经济,它又可能大幅贬值。

  价值是它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大家都看好它、欣赏它、希望持有它,它就有价值。

  这世间的东西,哪样东西能永远不变呢?流行会退潮,股市会崩盘,币值会狂泻,也因此,许多投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跳楼自杀,他们错了啊,他们忘了有一样价值,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那就是“生命的价值”,只要有信心、肯努力,认定自己能东山再起,生命的价值就能维持在最高点。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的价值时,别忘了你还有生命的价值,当你费尽力量拉抬财产的价值却失败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样绝对操之在你的东西——生命的价值。

  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说得好:“即使你穷得只剩一件衣服,你也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穿起来有一种尊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看不见的城市和她耀眼的建筑
  作者:赵灵敏

  近年来,建筑在中国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4年前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再到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给了国人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视觉冲击,

  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在最近达到了高潮:6月初,4位院士集体上书总理,对目前的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崇洋奢华、片面追求视觉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抨击,接着,戴高乐机场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发了高层对“鸟巢”的关注,而7月30日鸟巢的停工则引发了一场对国内建筑和城市规划弊端的大清算:片面求大、求洋、求新、求怪;建筑风格不协调,城市形象杂乱;旧城改造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破坏……

  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演变为社会问题。

  “失忆之城”

  中国古代有大气张扬、红墙琉璃瓦的故宫,结构严谨、淳朴含蓄的徽州民居,有八角塔、燕尾楼,有“方正端庄”的棋盘式城市布局,有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有先进的消防、排水、绿化和道路系统……而今,经过千百年时光的淘洗,这些国粹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深处。中国城市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

  然而,中国城市将迎来什么样的时代,却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的答案。梁思成先生为了北京能够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多次据理抗争。一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对梁先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这位副市长的话反映出了中国几十年来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的中心思想:将高楼大厦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变化”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只要“变”,就足以令人欣悦,“变”成什么样子倒不是最重要的。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相信新的一定胜过老的,变化的一定胜过不变的。“时代精神”成为拆毁古建筑最有力的道德说辞。

  而这样一种不顾一切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所带来的危害,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得到了无限的放大: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强大到私人望尘莫及的程度,已经没有任何民间的力量可以阻止和制衡政府“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冲动了,而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则使这种冲动加倍膨胀起来。

  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基建中,甲领导在位时,提出甲氏定位,乙领导上台了,又提出乙氏定位,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遭殃的是城市,浪费的是财富,丧失的是机遇,受益的是一个个流水般登台下台的官员。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很低,虽然不少地方搞城市规划也成立了专家组、开了论证会,形成了洋洋数万字的可行性报告,但是其结论是长官钦定的,其论证是长官意志的注脚和说明。

  目前很多城市选择委托洋机构进行总体规划编制,并标榜规划是由某国的规划大师完成的。其实这些大师往往连语言关还没有过,更谈不上对城市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资源的充分了解和升华,而更多的是从自身文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大气和深沉。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建筑设计,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使这些建筑在设计和统筹规划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洋不洋、中不中。

  于是,楼不厌其高、路不厌其宽、车不厌其快、草不厌其绿等等“城市建设高消费”现象,像霉菌一样附着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密切关系市民利益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则被冷落。饱含历史记忆的旧建筑被无情推倒,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中性的“地皮”,跟具体的城市性格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点中去的地标式建筑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成了“失忆之城”。

  “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这种片面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大量标志性建筑的出现:还有什么能比那些鹤立鸡群的建筑更能代表官员们拥抱现代化的热忱呢?而这类建筑最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根本不顾及四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反,它们使自己成为“明星”,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并因此在很大程度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流风所及,建筑师势必挖空心思地创造“奇迹”,想方设法使公众“震惊”。每个新建筑的造型出来都必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必须是“明星”一般的。一个“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而事实上,这种强调视觉冲击的建筑风格,并非中国独有。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名作——坐落于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是著名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毕尔巴鄂是一座靠海的工业小市镇,随着钢铁、造船业的衰退而没落,残旧的港口和工业区以及失业的人潮,搭建起“夕阳城镇”的街景。然而,这一幅破败的景象随着一座令人惊艳的美术馆的进驻而完全改观。由闪闪发亮的钛金属覆盖、有着透明玻璃墙幕和厚重质感的石灰岩,坐落在城市中心旁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成为这个小城的重心。

  筹备4年、建造3年,请来国际建筑大师盖里精心打造,造价9000万美元的美术馆,吸引着欧洲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1997年底,美术馆开幕,一年之内就吸引130万参观人潮: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共吸引400多万游客,上缴政府1亿美元的税收。随着美术馆启用,城市的活力也跟着苏醒了,毕尔巴鄂市建起了机场、地下铁路、新的码头。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没落的小城市来了个奇迹般的大翻身,晋升成欧洲新的艺术文化中心。这一成就,也为建筑界和城市规划领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毕尔巴鄂效应”,专门用来指此类前卫建筑成为城镇救星的现象。

  “毕尔巴鄂效应”作为一个榜样,鼓励了普通人对奇形怪状的前卫建筑的向往。现在,就连浙江金华这样的中等城市,也请来了“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操刀金东新区的设计规划。过分强调形式感的结果是出现了《格调》的作者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建筑贫民化趋势”:炫耀、浮夸和千篇一律。人们忘记了,毕尔巴鄂的成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成功,更应归功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素负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造费用是由民间机构支付的,而在中国,官员们对巍峨、庞大、炫耀型建筑的喜好却只能由纳税人来买单。

  当精神价值被搁置而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要求最大化时,艺术成了伪劣建筑的外包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我们不知道,作为最忠诚的古都守望者,已故的梁先生如果看到长安街边上的“巨蛋”,会不会痛哭失声。但我们知道,当时那位副市长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北京“到处建起的高楼大厦”的确映衬着老房子成了“鸡笼、鸟舍”。

  而今,许多人陶醉在国内城市的“起吊机”经济里,似乎世界上其它现代化都市里有的,中国已经一个都不缺了。如今的中国城市也当仁不让地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丛林了,但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积累的那种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古老庄严的底蕴也消失殆尽了。而城市,与过去相比,确实不再是千篇一律了,但是她却满身是法国的影子、瑞士的影子、德国的影子……

  对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试验,人们应该有更为理性的态度:他们尽可以去创造,但作为使用方,还有一个选择权,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个方案,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对我们而言,需要的不是对外来者的谩骂和责难,而是反求诸己,对这些年来贪大求快、缺乏人文精神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理念进行反思。

  好的建筑应该和城市的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息息相关,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它是生活和交流的地方,应该激发人们交流、交换的愿望,而不是一堆钢筋水泥的丛林,不是为了给外人看。尊重传统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我们保留对过去生活的敬畏,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许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却不一定增加我们的智慧。

  一个城市,它最迷人的地方,恐怕不是外在的建筑,而是弥漫于城市中的文化气息和特有的生活方式。破坏性的建设和建设性的破坏使城市的记忆丧失,把城市中人们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整个组织结构的基础清除掉了。当推土机把旧城区变成空荡荡的平地,开始新的建设的时候,常常意味着把原来城市中人们几个时代的合作及其对城市的忠诚也一笔勾销。而这些城市文明的恢复远不像重建一片房子和一条街道那样容易。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我们城市的存在不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而是为了人的安全与文明。”今天,当我们开始检视几十年来城市规划的利弊得失时,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标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母亲不是圣人
  作者:张萍

  前年母亲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又封了一个50块钱的红包,骑自行车回去送给母亲。母亲连看也不看,就把红包放进口袋,把衣服话桌上,不冷不热地叫我:“坐吧。”我蹬自行车出了一身汗,又累又渴,就去倒茶喝。

  正喝着茶,就听见外面有小轿车的声音,那是大姐回来了。母亲好像听到命令一样,立刻迎出门去,守在小车旁边。大姐一下车,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请她进屋,问她累不累。大姐说:“妈,我不累。”大姐坐小车回来,怎么会累呢?真正累的是我,应该问我累不累才对,可是母亲却没问我。

  大姐也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又漂亮又贵重。我在商场里见过,最少要1000元,比我送给母亲的那件贵十倍。大姐也给了母亲一个红包,比我的大得多。母亲双手捧起大姐送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再把那个大红包放在衣服上,让众人欣赏。母亲亲手给大姐倒了一杯茶说:“坐下喝茶。”

  母亲对大姐的亲热,刺痛了我的心。我难受极了,一头扎进厨房拼命干活,油烟呛得我流下泪来。

  第二年,母亲生日时我不再回去,只托哥哥带了一点礼物给母亲了事。

  明天又是母亲的生日,我依旧买了点礼物,托哥哥带给母亲。可是哥哥却不干,说:“去年妈生日你没回去已经不好了。明天你再不回去,大家还以为你对妈有意见呢。”我说:“我就是对妈有意见,她对大姐好,对我不好。大姐钱多,能讨妈的欢心;我钱少,讨妈嫌。”哥哥说:“不会吧,妈不是那种人。”我委屈地说:“你没尝那滋味,当然不知道。大姐回去,妈每次都到门外迎接;我回去,妈几时出门看过一眼?我穷,没法跟大姐比,但我还有一点自尊心。你不帮我带东西给妈,我另找人带。”我一气之下,便把东西拿回了家。

  我刚回到家一会儿,哥哥就追来了。他买了很多东西送给我,比我买给母亲的还多。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哥哥不说话,放下东西,拿起我给母亲的礼物就走。我送哥哥出门,一直送到楼下的马路边,哥哥这才说:“以前我来你这里,你最多送我到门口。这回破例送我到马路边,是不是因为我这回买的东西多?”我生气地说:“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哥哥说:“我把你当平凡人。平凡人会受名利影响,抽到大奖会高兴,丢失钱财会伤心。我这次送给你的东西多,你就陪我多走几步路,这很正常。平凡的母亲也会受名利影响,哪个女儿给她东西多,她就会亲热一点;哪个女儿给她东西少,她就没那么亲热。我知道,你希望妈对你和大姐一样亲热,可那要不受名利影响的圣做得到。我听说,那种首先高深的圣人,要五百年才出一个。我们的妈不是圣人,但她确实是个好母亲,你给她买的衣服,她一直穿在身上,袖口磨破了都舍不得丢。妈并没有嫌弃你。”

  我的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我哽咽着说:“哥,别说了。我明天回去看妈。”

  回去后,母亲依然对大姐很亲热,对我没那么亲热。但我不再怪怨母亲。因为我知道,母亲不是圣人,我们都不是圣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母亲的存折
  作者:林夕

  那天,女儿放学回家,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妈妈,我们家有多少存款?”

  不等我作答,她又继续说道:“他们都说咱家至少有50万元。” 我奇怪地看着女儿:“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我们班同学。他们都说你一本书能赚十几万稿费,你出那么多书,所以咱们家应该有50万吧。”

  我摇摇头,说:“没有。女儿脸上忍不住地失望,两眼盯着我,有些不相信似的问:“为什么?”

  “因为……” 我抬手一指房子,屋里的家具、电器,还有她手里正在摆弄的快译通,道:“这些不都是钱吗?钱是流通品,哪有像你们这样只算收人不算支出的!”

  女儿眨眨眼睛,仍不死心,固执地问道:“如果把房子、家具、存款都算上,够50万吧?”

  我点点头。女儿脸上立即绽开笑容,拍手称快道:“这么说,我是我们班第三有钱的人了!”

  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问这个,一定是同学之间攀比,搞什么财富排行榜了。

  我立刻纠正她:“不对,这些是妈妈的钱,不是你的。”

  “可我是你的女儿呀!将来,将来——”女儿瞅瞅我,不往下说了。

  我接过话,替她说道:“等将来我不在了,这些钱就是你的,对不对?”

  女儿脸涨得通红,转过身,掩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都是我们同学,一天没事瞎猜,无聊!不说这个了,我要写作业了。”说完,女儿急忙回自己房间去了。望着她的背影,我若有所思。没错,作为我的法定继承人,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在未来的某一天,势必将属于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国人目前还不习惯、也不好意思和自己的继承人公开谈论遗产这样十分敏感的事,而同样的问题在西方许多家庭,就比我们开明得多,有时在餐桌上就公开谈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以前中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我的父母工作了一生,一直都是无产者,直到退休前才因房改买下自己居住的房子,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财产。但是,和我们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活的子女相比,他们那点有限的“资产”实在少得可怜。也因此,我从未期望父母给我留下什么,相反,我倒很想在金钱方面给予父母一些,我知道,他们几乎没有存款。但是固执的父母总是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先用我的名字存在银行,我想他们以后总会用上的。

  那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哥哥、妹妹也都回去了,举家团圆,最高兴的自然是母亲。没想到,因为兴奋,加上连日来操劳,睡眠不好,母亲起夜时突然晕倒了!幸亏发现及时,送去医院,最后总算安然无恙,但精神大不如前。时常神情恍惚,丢三落四。所以,尽管假期已过,我却不放心走。母亲虽然舍不得我走,但是一向要强的她不愿意我因为她的缘故耽误工作,她强打精神,装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说自己完全好了,催促我早点走。我拗不过母亲,只好去订机票。

  行前,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我一眼就看见她枕头旁放着一个首饰盒,有十块砖头大小,用一块红绸缎布包着,不禁一愣。小时候有一次趁父母不在我乱翻东西,曾见过这个首饰盒,正想打开却被下班回家的母亲看到,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从此再没见过,不知道母亲把它藏到哪儿去了。我猜里面一定装着母亲最心爱的宝贝。会是什么呢?肯定不会是钱或存折。母亲的钱总是装进工资袋放在抽屉里,一到月底就没了,很少有剩余。最有可能的是首饰,因为祖父以前在天津做盐道生意,家里曾相当有财势,虽然后来败落了,但留下个金戒指、玉手镯什么的,应不足为怪。

  我正猜测不解,母亲已经解开外面的红绸缎布,露出里面暗红丝面的首饰盒。她一摁上面的按钮,“叭” 的一声,首饰盒开了!母亲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绸布包,深深地看了一会儿,像是看什么宝物,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缓缓道:“这里面装着你出生时的胎发,5岁时掉的乳牙,还有一张百日照,照片背面记着你的出生时辰。我一直替你留着,现在,我年纪大了,你拿去自己保留吧。”

  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于是,我看到了自己35年前出生时的胎发,30年前掉下的乳牙,和来到世界100天时拍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发黄了,背面的字迹也已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来、一瞬间,我泪眼模糊。我意识到:这就是母亲的“存折”,里面装着母亲的全部财产,没有一样贵重的东西,但是对我,每一样都珍贵无比。

  带着母亲的“存折”,我踏上归程。一路上,感慨万千。我知道,和母亲相比,我是富有的,母亲这一生永远不可能有50万元存款了!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她想都不曾想过。和我相比,女儿是富有的,她一出生就拥有的东西,是我拼搏多年才得到的。但是,女儿却永远也不可能像我一样,拥有自己的胎发、乳牙了。这些记载她生命的收据,让一路奔波的我遗失在逝去的岁月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人左右手的奥秘
  作者:江河

  在动物身上,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手脚分工,但据观察,它们使用左前肢和右前肢的概率基本上是相等的,无论是低等的动物还是灵长类动物均无例外。而作为万物之灵的有着灵巧双手的人类,左手与右手的使用概率却极不相同,大多数的人习惯于用右手,而使用左手的人仅占世界人口的6%--12%,为何比例如此悬殊?

  有的人试图用左右脑的不同功能,即做与想的密切关系,以及心脏的位置等角度来解释大多数人为什么都习惯用右手这一问题,然而,并未获得圆满的答案。

  最近,瑞士科学家依尔文博士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他认识在远古的时代,人类祖先使用左右手的几率与其它动物一样,都是均等的,只是由于还不认识周围的植物,而误食其中有毒的部分,左撇子的人对植物毒素的耐受力弱,最终因植物毒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影响而导致难以继续生存;而右撇子的人以其顽强的耐受力而最终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存能力,并代代相传,使得使用右手的人成为当今世界中的绝大多数。

  美国科学家彼得。欧文也通过实验证实了依尔文的假说,他挑选88名实验对象,其中12名左撇子。他对这些志愿者用了神经镇静药物后,通过脑照相及脑电图发现:左撇子者大脑的反应变化与右 子者有极大的不同,几乎所有的左撇子都表现出极强烈的大脑反应,有的甚至看上去像正在发作癫痫病的患者,有的还出现了神经迟滞和学习功能紊乱的症状。

  如果同意依尔文的假说,那么,左撇子者少,就成了人类历史初期自然淘汰的结果,左撇子实际上是人类中的弱者。

  的确,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普遍认为左撇子是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现象,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以为这是由于产妇遇到难产时,婴儿的左侧大脑受到了损害,使控制右手以及文字和语言功能都产生障碍,婴儿在能后的生长期过程中经常地用左手。

  然而,事实却与一个多世纪前人们的认识以及依尔文假说推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我们生活中的左 子大多是一些聪颖智慧、才思敏捷的人,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想像力和空间距离感的职业中,左撇子往往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据调查,美国一所建筑学院29%的教授是左 子,而且准备应考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优秀学生中,左撇子占23%。不仅如此,世界上最佳网球手的前四名中有三名是左撇子,而乒乓球、击剑队、羽毛球队中的左撇子的选手也相当多。

  现代解剖学给了我们如下的解释:人的大脑的左右半球各有分工,大脑左半球主要负责推理、逻辑和语言;而大脑右半球则注重几何形状的感觉,负责感情、想像力和空间距离,具有直接对视觉信号进行判断的功能。因此,从“看东西”的大脑到进行动作,右撇子走的是“大脑右半球—大脑左半球—右手”的神经反应路线。而左撇子走的是“大脑右半球—左手”的路线,左撇子比右撇子在动作敏捷性方面占有优势。据此观点,左撇子又是生活中的强者。

  那么,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谁是谁非?左右手真正的奥秘何在?这需要进一步探索、比较和分析,才能得到圆满的答案。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生命的呐喊
  [美]兰斯.阿姆斯特朗  梁庆春 编译

  "你活的每一天,都应把它当做是你的最后一天去度过。"这句俗语确实是个不错的忠告,但它并不奏效。就拿我来说吧,我曾经尝试过,而我的体会是:如果我只是追求快乐,仅为眼前 而活着,那我将是一个差劲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永远幼稚无能的庸俗之辈。是癌症使我认识到这一点。我懂得了,如同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意外的惊喜一样,遭受痛苦对于美好的人生同样是必要的。

  在患癌症之前,无论我设想幸福是什么,但很快都会庆倦,或认为它是想当然的,或干脆丢到一边。一个公文包,一辆高级小轿车,一个咖啡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就连我的头发,对我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可是后来我失去了它们,包括我的头发。

  在25岁的时候,我被诊断为晚期睾丸癌,病灶已经转移到了肺脏和大脑。我卖掉汽车,辞掉作为一名世界级自行车赛手的职业,耗费了大量钱财,几乎到了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地步。

  在病情稍有缓解的时候,我就想,幸福应该意味着放纵自己。由于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了,我可不想再受罪了。我已经遭受了几个月的痛苦——内心的恐惧不安,在我皮肤上留下了像是胎记的高强度化疗印记,还有切除掉两个肿瘤的外科手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幸福就是神志清醒起来。

  我吃墨西哥食品,打高尔夫球,躺在沙发上歇息。追求幸福,意味着去我最喜欢的餐馆,买它一盘辣椒肉馅玉米饼卷,蘸着粘果酸酱细细品味。

  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第一件发生在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妻子克里斯汀放下叉子,说道:"你得决定一些事情啊,在你的余生岁月里,你就只想打打高尔夫球、喝喝蜂蜜、吃吃墨西哥食品,做个无用之人吗?即使这样,我也仍然爱着你。但我必须知道,因为果真如此的话,我得去找个工作。在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可不能只是坐在家里。"

  我凝视着她。

  "我烦透了。" 她说。

  我突然醒悟到,其实我也厌烦。庆烦无聊,漫无目标。我认识到,责任心,例行的事务,早晨刮脸的习惯,有份工作去做,有个妻子去爱,这些才是把我的日子连在一起,并体现度过有限生命的价值的事情。

  没几天我就重又骑上了我的自行车。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是在用真正的气力和耐力、怀着明确的目标来骑车。

  第二件使我发生转变的事情,是伴随我儿子卢克的出生而来的。

  我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在我几乎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他就离我而去了。因此我发誓,如果我有个孩子,我一定在每个方面都陪伴他,完全彻底地陪伴他。

  由于患有癌症,想要个孩子显然并非易事。我将我的精液进行了冷冻,克里斯汀不得不做手术,卢克是通过人工授精才怀上的。

  他发育正常,但在出生时克里斯汀遇到了难产。婴儿出现危机,医生不得不动用器械接生。他体形瘦小,浑身发青,不会啼哭,肺里没有空气。因此,他们急忙把他从克里斯汀身边抱走, 跑进一间侧室,给他放上一个面罩,往他肺里打气。

  我记得我只是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克里斯汀望着我,问"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我未做任何回答。我只能看着医生们在工作,而自己却爱莫能助。我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但这件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医务人员心急火燎地进进出出于那个房间。而我在想,哭啊,请你哭啊!

  我惊恐得呆若木鸡。在那个时候,只要能昕见他哭,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

  然后我看见他们拿掉那个面罩,他张开嘴,皱起眉,发出一声响亮有力的哭声——"哇!"

  听上去,那就像是生命的呐喊。我本来想让他见识见识,但他刚刚让我长了见识——生命是与顽强连在一起的,只有拼搏才能延续。

  是癌症成全了我:经历了恐惧和痛苦,使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具有同情心、更加明白事理的男人、丈夫和父亲,因此也成为一个更加充满生机的人。

  我想起我们最初把卢克接回家后的许多个夜晚。我有时把他从童床上抱出来,抱回床上同我呆在一起,我常常把他放在我的胸膛上。

  他的每一声啼哭都令我快乐不已。他常常向后仰着头,下巴颤抖,两手在空中乱抓乱挠,大声号啕。我总是对他说:"对,就是这样。继续。"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数据日本
  作者:赵晓

  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有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实在是弥天大谎,实在是无稽之谈!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能自拔。

  最近有两则关于日本企业的新闻弥足观瞻:一是索尼收购米高梅事件;二是日本第二、第三大银行争抢第四大银行的并购权一事。前者已于9月13日画押,标志着索尼在与美国华纳的竞争中胜出,成为全球持有电影资产数目最多的公司。后者尘埃未定,不过无论谁笑到最后,其都将在资产上超越美国花旗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

  正如笔者过去撰文指出的,日本经济在最近十多年中,并非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而是在不断调整中力图有所突破。如今,日本一系列经济指标仍傲视全球。

  单纯的一国GDP数值或许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那就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所做的一组城市的比较来说明:作为日本国的首位城市,东京的GDP总量相当于上海的20倍、汉城的10倍、香港的7倍、巴黎的5倍、伦敦的3.5倍。想想后面这五大城市的GDP总量加起来也不过东京的4/5,就可以知道日本列岛4.3万亿美元的GDP,总额是一个什么概念。而算上它的海外总资产,日本的经济总量还可以再增加3/4。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逐步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但日本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2003年,日本制造业总量是9111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2.4倍。从生产效率上看,日本每使用千克油当量的能源可创造出10.5美元的价值,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从国民拥有的财富来看,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储备总额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都说日本坏账严重,可是处在转轨期的日本银行,坏账率仅为5%。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日本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2,高于美国的2.65、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踞榜首。

  事实上,1990年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其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的研究人员数也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中国人还必须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已有12名日本人获诺贝尔奖,中国仍是0。

  日本在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全部第一、二、三、四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占据88席之多,而中国只有12席。

  日本2003年的人均GDP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但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而日本近些年的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5%。

  ——向你的对手学习

  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

  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上述现象背后,是日本人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这可谓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世界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四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也是世界第一,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可尊敬的日本女性出任的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同情与地位的利器。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她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相提并论的地步,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绝非等闲之辈,绝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

  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谁也不能拥有世界
  作者:柳君

  儿子要一只瓶子,我没给。他就大哭,任何人都哄不好。半个小时后,他的哭声停了,第一句话就是:“瓶子。”

  我说:“瓶子已经扔了。”他又哭了。母亲站在一边说:“他才两岁,哄哄他吧。”

  于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谎言,譬如瓶子像水一样蒸发了,被我吃下去了等等。

  儿子说:“瓶子,我要。”我所做的一切都白搭。

  成熟与非成熟的界限据说是妥协,一个人什么时候知道有所放弃,他就成长了,大了。

  人之初,所有的欲望都像野地里的草一样没遮没挡地生长,因为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希望把天上的月亮也摘下来玩。

  一个暴君的欲望远没有一个孩子那样庞大,每个孩子的欲望都会让任何暴君自惭形秽。

  我们为什么教育孩子?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孩子不要贪得无厌,但又要保持着必要的虚荣和欲望。

  这是一种千篇一律的约定俗成。我带儿子到街上玩,街上很热,儿子让我拦过往的车回家,我告诉他:这是别人的车,爸爸不能拦。儿子看到快餐店的门口有他爱吃的小笼包,他伸手要拿,我说:“这是别人的,如果要,只能用钱来买。”

  我的外甥7岁那年拿了一家水果摊上的一颗杨梅,他的姐姐回家告诉了我姐。我姐打了他一顿,外甥哭道:“我只是拿了一颗呀,而且半颗已经烂了的呀。”

  我姐说:“一颗也不行,除非你自己赚钱去买。”

  现在,外甥对我说:“我以后要赚很多钱,我想开一家水果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仍然有欲望,但是这个欲望已经有了前提,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实现。

  我们对孩子所做的,有时候,就是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拥有其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还要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才能拥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作者:沈克俭

  上世纪60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进了小学。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节,也是人性疯狂的季节。该是孩子们参加红小兵的年龄。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没有参加红小兵的资格,他无奈地对女儿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们。”愧疚的心情超过女儿委屈的眼泪。女儿天真地说:“爸爸,你不当右派好吗?同学们也不会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却碎了。

  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冲洗灵魂。甚至想像王杰、欧阳海那样舍己救人,以明心迹。他常常干了一个八小时,又干一个八小时,还要千方百计搞技术革新。工人师傅最善良,看到他这样地改造,评选他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军代表说:“你们车间没有人了,评他当积极分子?”他不气馁。

  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脱泥坯、盖煤棚。这是60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务事。他来自上海,是一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却熟练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刚垒起一垛泥墙,被一夜的暴雨冲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脱好的泥坯浇成了泥饼,他哭了,对着还不到5岁的儿子说:“儿子,快快长大吧!爸爸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政治和生活的两座大山,但心中燃烧着期望的火把,就是:“儿子,快快长大吧!”

  没有钱,不算苦,80年代以前,大家都穷,反正凭票买东西。政治的歧视,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属于敌我矛盾,人人与你划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过,连夫妻吵架也骂:“你个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些捅心窝的骂声,出自睡一铺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胆,妻子得了幻觉性精神失常,有时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说是为了驱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当成了鬼。睁着眼睡觉劳心又劳神,他终于成了瘦骨磷峋的小老头,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那双明亮的眼睛,证明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

  工厂的党委书记出于怜悯,劝他离婚,很同情地对他说:“快离了吧!看把你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过去。”他摇摇头,看着幼小的女儿,低声说:“兴许岁数大了会好一些,待孩子长大了再说吧!”就这样,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转星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万恶的“四人帮”垮了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1979年2月,错划右派通知书和一张迟来的文凭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儿子,高兴地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华主席英明。”这个迟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整整晚来了22年。

  孩子们在长大,女地考进了干部管理学院,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杳无音信,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他乘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市郊,再徒步好几里到学校看望女儿,手里拎着女儿爱吃的咸菜。女儿正趴在床上写入党申请,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帮我写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儿的角度,写出了一份入党申请,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儿手里,还叮嘱:“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写。”

  儿子下决心要留学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学习日语。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总是等着,儿子进了家,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饭,他才安心地躺下。儿子考上了日本国立福井大学,真的要远走高飞了。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儿子背起行李下了楼,车开走了,他却急速上了楼,摸摸儿子温热的被褥,泪水流了下来。不会抽烟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红塔山”,在烟雾缥绕中麻醉着自己。父亲的牵挂永远和儿子一起飘飞,一年一度的祈祷和着极乐寺悠扬的钟声也飞到了东瀛。

  儿子去了日本,他调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儿不甘心守着精神不正常的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也要出国留学,信中说:“爸爸,你尚有5年的辉煌,可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亲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他的眼湿润了,是妻子的病闹得女儿心烦意乱,还是预见到她所在公司的衰败,女儿是铁了心,非出国不可。他绞尽脑汁把女儿、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当他与女儿挥手告别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在打发身边无亲人的日子的同时,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态和死亡。

  他走马上任中纺物产集团的总裁,这是中国纺织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公司上市A股证券市场,又操持着上市H股证券市场;公司盖起了一座10层办公大楼,他看到资产增值的报表,甜在心头。可是,每当回到空旷的家,一种思念儿女的孤独袭击着他的心;一份惦记牵挂妻子的负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邻也别想安宁。他不得不让一个残疾的侄儿陪伴着,度过6年的老总生涯。

  退休,对他是一种解脱,像驾辕的一匹老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闲适地俯视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开妻子幻觉连连的心,但他失败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复医院治疗,期望医生把身上的鬼揭下来。他护送她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的病房,买了医院食堂的小灶饭卡,又不放心,天天从家里端着菜,裹在大衣里贴在心口上,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的病房。每当迎着早春的寒风,踏着待融的残雪走出医院的大门时,他幻想着自己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谁来照顾她?又有谁来照顾自己呢?他蹒跚着在车流中穿行,看着男男女女们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他迷惘地、机械地走着,直到华灯初上、家家团圆晚餐的时刻,还不想回家。其实,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觉,他常常对人说:“什么是家?有温馨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他渴望中的呐喊。

  妻子的住院,给女儿带来了牵挂。女儿问父亲:“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他高声地对女儿说:“是你母亲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和你妈直接通话嘛。”当大洋彼岸的女儿第二天告诉他,是女儿冤枉了他时,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下电话,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他厮守着、期待着,残酷地阉去一切欲望,竟换来女儿对父亲的疑虑。

  儿子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皆大欢喜,他逢人便说:“我有了一个美国籍的孙女。”大洋彼岸的儿子也戏谑地张扬:“我是一个大孝子,为我爸爸生了一个女儿,抱回国内让我爸爸妈妈照看,免得他们孤独。”他像欢迎外宾那样亲自到北京接孙女,他的朋友们列队在哈尔滨机场上等候,家里早有一班人等着,包括新雇的保姆。他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喝了两杯啤酒后,踉踉跄跄地送走了客人,指望从此历史翻开新页,妻子看到隔代人会回心转意,精神上驱病除鬼,老夫妻守着孙女,过不吵闹的日子。

  愿望常常变成失望,孙女刚刚回国4天,保姆坚持要回家,说是晚上老奶奶喊鬼,瘆得她毛骨悚然。孩子的啼哭是正常的运动,他的妻子硬说是得了邪病,要把孩子撵走。他失望到了极点,匆匆忙忙把孙女抱到朋友家。为了避免妻子的无理取闹,他只好说:“孙女去了姥姥家。”从此,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颗心掰成了碎块。小孙女要照看,精神病老伴的折磨要承受,大洋彼岸儿女的苦和累几倍地压在他心上。小孙女感冒发烧,他情愿不是孙女而是自己;精神病老伴幻觉有鬼,他多么想把自己变成厉鬼为妻子驱邪除鬼;儿女们在国外睡地铁、当苦力,他怨恨自己没有给儿女积攒出国深造的学费。他常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哪怕自己去死也行。他明白,做父亲的代替不了儿子,儿子的路让儿子自己去走。这样一个父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父亲。

  他明知苦海无边,却默默地等待着更苦的日子。

  到浴池里,他看人家儿子携扶老爸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洗着,嘴里还喃喃叮咛,像哄小孩子一样的温柔。他想到了自己,羡慕的眼光里渗出浑浊的泪,独自走向滚烫的水池。

  他在医院的长廊里,看到很多老年人安详地坐在那里,望着儿女们为他们排队、挂号、候诊、划价、交款、取药,他却独自一个人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排完一处又一处。两条站得麻酸的腿多么希望有一根拐杖支撑起他疲惫的身心,他在透支着生命。

  在除夕之夜,家家围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除旧迎新,喷香的饭菜,大馅的饺子,蜜一样的年糕,还有说不尽的祝福,发不完的压岁红包。他只能等候在电话机旁,有话对自己的儿子女儿说,话到嘴边就哽咽,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祝福,手里捏着发不出去的压岁红包。

  他渐渐地感到了老的沉重,等待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他喃喃地告诫自己,下一辈子只当儿子,不做父亲。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义鼠
  作者:罗长美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个叫古丽娜的小姑娘。

  古丽娜的父母白天忙着上班,没时间照看她,要是邻居也不在的时候,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家里,然后指着一个玻璃罐子说,里面有糖、有饼干、有巧克力,想吃了就自己去拿。小古丽娜很乖,不哭,也不闹,只是觉得一个人不好玩。

  一天,古丽娜遥控着她的玩具车,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突然,她隐隐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一找,声音就停了,她停下来,声音又起……呵,原来是一只小老鼠钻进了她的糖罐里,怎么也跳不出去。也难怪,这糖罐口小腹大,四壁光滑,如何逃得出去?看见古丽娜走过来,老鼠愈加跳蹿得激烈,一双绿豆眼闪着哀求的光。古丽娜见它可怜,就将罐子翻转,只一倾斜,它就慌忙跳出,落荒而逃。

  第二天,可怜的小家伙又困在瓶罐里了,没记性!哦,是自己的饼干太香了吧,古丽娜想。她把老鼠轻轻放出,又放了几块饼干在罐子外面。果然,小老鼠再也没有掉到罐子里去,在外面大摇大摆吃了个饱,然后扬长而去。有时古丽娜会对它大喊:“小可怜!”然后抛给它一小块巧克力,“小可怜”闪到一边,立起身来望着她,估计那玩意儿能吃,它用两只爪子捧起来,咬了一口,然后头也不抬,啃了个精光。仿佛是一对默契的朋友,小可怜每天都来,吃饱喝足之后,并不急于离去,还要当着古丽娜的面,在屋子里窜来跳去,小古丽娜觉得这样很好,至少这屋子里热闹多了。可父母在家的时候,它不会来,古丽娜也不希望它来,因为,父母见着它就会打死它的。

  然而,它还是来了。

  那天清晨, 父母正要出门。突然,一只老鼠窜进来,猛地咬了古丽娜一口,古丽娜尖叫起来,疼得大哭;古丽娜的父亲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的脚上也被咬了一口;接着,那家伙又飞一般窜向古丽娜的母亲,父亲赶紧抓起一根棍子,老鼠机灵,箭一般往门外跑去,父亲正要转身回来看古丽娜伤得怎样了,那畜生又窜回来,朝母亲死命咬了一口, “嗖”地窜往门口——欺负起人来了,那还了得!一家三口怒从心起,纷纷追打,老鼠跑出门外,他们追出门外;老鼠跑到屋外的一片空地上,他们追到空地上。这蠢东西,尽往开阔的地方奔跑,命当该绝。纵有万般机灵,在空地上又如何是人的对手?父亲几步赶上, “啪啪”几棍下去,终于有一棍它没能躲过……

  小老鼠在地上痉挛着,鲜血从它的口里缓缓流出,小眼睛渐渐没了光泽,它死了。唉!小可怜!

  古丽娜难过起来,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有些站立不稳……啊,不!定了定神,是大地在旋转!在抖动!一下,两下……一家三口惊呆了! 父亲最先反应过来,他朝村子里大喊:“地震啦, 大家快出来……”

  太晚了,大地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摇晃。他们看见不远处的房屋在扯裂,倾斜,倒塌。

  举世震惊的古吉拉特邦大地震发生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与女儿一起成长
  作者:张永胜

  居住于南京的作家叶兆言,其实是个很没故事的人。他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更没有丁点绯闻去让媒体炒作。作为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叶圣陶开始,就形成了对人对物一向低调的家风,生怕坏了自己的清名。对于爷爷和父亲,叶兆言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敬畏情节”,留下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文字;但面对渐渐长大的女儿,身为父亲的他,又常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爱恨交织的感情之中。一方面,他一直用自以为是的“理论”管教女儿;另一方面,女儿则在潜意识里与父亲进行着多方面的抗争。直到有一天,看过女儿临出国前交给自己的日记本,叶兆言在震惊之余开始反省自己的父亲角色。

  女儿写给父母的心灵日记

  2000年8月,16岁的叶子作为金陵中学参加AFS国际交流的学生,要去美国读一年书。临出国的前一个月里,叶兆言夫妇总被一种紧张的情绪包裹着,今日想要买些啥,明日又盘算着还得备些什么东西,可女儿呢,整天像个没事人似的,喊她干什么,她就硬和父母对着干,而且晚上很晚才睡,早上则总睡懒觉,还一个劲地看无聊的电视节目,然后便大谈歌星。凡此种种,都让叶兆言很是“上火”,于是父女俩每天的争吵逐渐升级。对此,叶子在日记中写道——

  亲爱的爸爸:

  从刚才开始,我一直在想,今天该写什么,可惜你今天没有大闹,那么就谈谈你每天的小闹——闹我起床吧。

  我每天晚上都是凌晨1点多睡,早晨一般8点30分开始就要接受你杀猪般催我起来的号叫,我的耳膜早已千锤百炼了。你是否知道一个人睡觉时的满足,那种舒适,那种安逸,那种甜甜的醉了一般的感觉,是一个只有名义上减负的中学生日夜渴求的,可是种种压力迫使这种美好的感觉总在刚刚萌芽后便告夭折。每天我总是带着满嘴的臭气,满肚子的火气,满脸的鼻涕,愤怒地爬起来,半睡半醒地做我的僵尸梦!我从没有半夜爬起来上厕所的习惯,所以不要因为你把我喊起来而得意万分。这不实你的功劳,而是我的膀胱承受不住了。

  下面是写给他*的。亲爱的妈妈,有这样一首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记得初一刚入校,听到班上一男生背这首《游子吟》,觉得有点矫情。在我的脑子里,男生要么别做书呆子,要做书呆子也得有志气,应该背曹操的《观沧海》才对。偏偏我是丫头,该矫情的地方,想不矫情都不行。说实话,今天有感女同学和我告别,她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却一点也不悲哀,我想哭的日子在后头呢。妈妈,如果我在临上飞机前没有哭出来,你千万别伤心——这种可能几乎是零,除非我吃错了药。说实话,电影里的母爱都不是真的,不吵架的母女不会有太深的感情,因为在深恨一个人的同时,又发现自己在爱着这个人,这才是情感,才是一种正常的富有情趣的生活。在以后的一年里,你会充分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会说希望你和爸爸一年不吵架之类的蠢话。

  今天,我新买了钱包,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的一张特傻的合影放在一打开就能看见的地方。看着,看着,我就想哭。我过去真自私,只想在皮夹里放自己的照片。我想,以后我也会放我男友的,可在接下来这一年,你们占据了这个位置——一个一丝不苟的父亲和一个傻兮兮的母亲。别生气,我爱你们!

  女儿挨打后记下的只有宽容

  有一天,叶子去买东西,路上丢了一顶帽子,叶兆言很生气地让她去找回来。当时的叶兆言不是心疼帽子,而是觉得自己女儿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爱惜,出国后会为此吃苦头的。叶子见父亲如此唠唠叨叨,情绪也变得非常蛮横,嚷道:“让我出去找帽子,怎么可能!”父女俩于是大吵起来。吃饭的时候,父亲和女儿都很不开心,彼此板着脸。吃完饭了,叶兆言对叶子说:“你今天洗碗。”本来就一肚子火的叶子很不耐烦地说:“我今天就是不洗。”然后转身进了房间,并把门反锁了。叶兆言气得起身去打门,叶子就是不开。当爸爸因此气得手直抖,冲叶子妈嚷道:“钥匙呢?钥匙呢?”门开后,两声清脆的巴掌随之响起。

  在日记中,挨打的叶子却用文字表达了自己对父母的宽容——

  亲爱的爸爸:

  今天,你打了我,差不多是我长这么大来第一次。我今年16岁,16年来年没有打过我,但却在我已经16岁时这么做了。我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糊里糊涂就挨了两巴掌。如果在以前,我一定会把你恨得要死,可今天,我却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给你写信,因为我发现你要的是形式,而不是结果。

  今天你在踢门时,我其实心里很紧张。我想起有个同学将自己反锁在屋里,对门外的她妈叫道:“滚,滚远一点!”换在平时,我一定也会大吵大嚷,但今天,我想的却是:这是早晚的事(一个家长告诉别人自己从未打过孩子,没人会相信,即使信了,也会觉得是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打就打了吧,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

  当你铁青着脸,指着我说:“告诉你,不要以为从来没打过你,就不会打你……”我连感到心寒的时间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不让自己哭得声音太大。今天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因为我一点面子也没了,你又打又骂,最后还让我洗碗。我觉得很丢人,有一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没有犯大错,却换来挺重的惩罚,于是,我一直不讲话。知道吗?我觉得这样可以保存点面子。

  晚上看电影《乱世佳人》,见白瑞德对女儿宠爱无比,我泪水就流出来了。后来她女儿骑马摔死了,白瑞德悲痛欲绝。我一下子觉得,其实你对我也很好,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吧。

  今天胳膊上被你打过的地方挺疼的,肉一条条地都鼓起来了。我一边洗碗一边想,明天出门后,我跟别人解释说是在楼梯上摔的,别人肯定不会相信。不过,好在现在已不那么疼了。

  亲爱的妈妈:

  今天爸爸在打我时,你不该在一旁煽风点火,我很不喜欢你这样。如果你帮着我说点话,今天我说不定就可以少挨几巴掌。你应该向《乱世佳人》里的媚兰学一学,做一个宽容而博大的女人。当然,这个要求高了点。算了,不提了。

  女儿教双亲学会替自己操心

  叶兆言虽不是个严厉的父亲,却是个唠唠叨叨的大人。女儿出国在即,他的情绪始终紧绷着,一见女儿看报纸的娱乐板,或把电视频道锁定在无聊的肥皂剧上,嗓门立刻会大起来,动不动就把叶子弄得泪眼汪汪的。甚至,为把护照放在哪里的问题,他们父女俩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而这一切竟都缘于叶兆言对于女儿独自远行的不放心。

  对此,叶子在日记中这样安慰父亲——

  亲爱的爸爸:

  刚刚为了整理包裹还吵得不可开交,可你在叮嘱我怎样进机场时,竟是那么仔细。我挺难过,以后的11个月里,再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了。等真进了机场,我一定会哭得很失态。

  明天我就在地球的另一端了,我们之间将隔着一个太平洋。在以后的11个月中,你和妈妈必须适应没有我存在的日子,到那时,你们就知道心里苦了。

  我希望你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从上海回来千万别走高速路,那样好危险的,别光图快,还是安安稳稳地坐火车吧。平时注意交通安全,骑车时要慢一点,游泳时悠着点儿,散步时少从高楼下走。每天临睡别忘了锁门、关锅灶。还有,最好买一个灭火器放在家里。

  总之,你们都不小了,要学会为自己操心!

  还有,你现在脾气特不好,像是处在更年期,所以对于同样火爆性子的老妈来说,还是忍着点儿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还有,有一点浪漫是男人(你不会介意我用此词吧?)的必备武器,很有用的。这点教是教不会的,首先需要男性骨子里有感性意识,你如果能做到,困难会大了点,不过,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嘛,意识到了就行了。注意劳逸结合,累了就歇,劝老妈也这样。还有,你必须为家里请个钟点工,尽管你们是两个人,可房子一点也没变小呀。另外,也别搞得我们家请保姆像是为了我一样。

  这是我这册本子里最后一篇写给你的信!别看你一会儿就看完了,我可是写了好久,算算写给你和他*的加起来,应该不少于18000字了,还是蛮多的。我为此感到很满意,对我这样一个懒人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小的业绩。

  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话收尾,废话已说了好多。

  那就用句最俗的:爱你一万年!

  父母和孩子,谁比谁更懂事

  叶兆言夫妇做梦也没想到女儿叶子会留下如此美丽的一本日记。作为父母,他们总觉得女儿不懂事,可女儿日记上所记的内容,让他们明白了,其实真正不懂事的,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大人。叶兆言曾一再感叹,他觉得女儿没什么爱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差不多都是父母在为她服务,包括帮她叠被子、帮她倒水、半夜里起来帮她捉蚊子、强迫她喝牛奶等等。也许正因为这些本能的爱已有些畸形,便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便是女儿已经长大,她不再需要婆婆妈妈和唠唠叨叨,她需要的是另一种关爱,即理解。叶兆言不得不说自己真的深为女儿所感动,因为女儿在日记里表现出的那种爱和宽容,那种对父母的理解,让他无地自容。叶兆言感慨:“大人真不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孩子眼中的一切。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试着和孩子们在同一起跑线上走未来的路,家长会更早地赢得他们的尊重和欣赏。”

  后来,女儿叶子在美国的很多表现也让叶兆言咋舌,尤其无法理解的是,她每天都坚持游泳4小时,多的时候,一次竟能游8000米,而且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既不是为了比赛,也不是为拿学分。叶子告诉父亲,美国人是崇尚运动的,游泳能令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

  而自从美国学习回来后,向来心高气傲的叶子也学会反思了,这对叶兆言触动更大,因为女儿以前从不向人低头认错,现在只要是她做错了什么便会说:“我很抱歉,我很愧疚!”这一点,既让叶兆言特别兴奋也有点惭愧:为保有作为父亲的权威,他即使做错了也从不向女儿道歉,看来女儿已先他一步懂得了“尊重”一词所彰显的人格魅力。

  面对女儿的转变,叶兆言如今常说:“我正在和女儿一起改变,一起成长。小女曾说过,我这个当作家的父亲让她还没有学会欣赏之前,就先教她学会了批评,这一点真让我汗颜。所以奉劝天下父母,多给孩子一点赞美,让他们从小就会欣赏世间的一切。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没原则、没是非的,对于父母,孩子无论成功与否,都要接受。能不能出人头地,是他们自己的事,各人头上一方天,没必要强求小孩干什么。人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能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这就很好。”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袁隆平:科学着农民着
  作者:马磊

  在一篇报道中,有记者借用国外一名水稻专家的话形容袁隆平中国最出名的农民。但当记者提到农民一词的时候,袁老赶紧纠正我不是农村人,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初小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在重庆读,在大城市长大的,我家还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呢!

  袁先生的父亲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担任文职,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英语老师一一旧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然而眼前的袁隆平从哪儿看也不像是大城市长大的高额骨,矮个子,背微驼,小平头,古铜色的脸庞爬上了些许老年斑,宽阔的额头上岁月刀刻了许多皱纹,晒得黝黑的手臂被稻叶划上了一道道伤痕。若换一身土布衣服,扛把锄头赤脚在田间漫步,便是十足经典的农民形象,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农民堆里的无间道。

  为此他还获得一个绰号,叫做刚果布,他笑着解释刚果人特点就是黑,我天天下田晒得很黑,又比较结实,就像非洲的刚果人一样——你看看他们,哪个有我黑!他指着旁边那些带着眼镜的研究生们说,立刻引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像往年一样,2004年年袁隆平照例收获一堆拿起来烫手看起来扎眼的国际大奖以色列政府颁发的沃尔夫奖,泰国公主诗琳通颁发的金镰刀奖,以及世界粮食基金 会颁发的本年度世界粮食奖。

  拿奖在袁老的一生当中是家常便饭,这些沉甸甸的奖励给他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杂交水稻之父的荣誉把他送上了神坛。然而这些对天性自由的袁隆平来说却显得非常不自在,像是做好的笼子一一袁隆平很害怕一些记者把他写成一个典型的学术大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谈学术永远都是义正辞严。

  我不过是个幸福的老头。他咧着嘴,笑得很开心。

  其乐融融

  马坡岭,到长沙市区有十多公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建在这里。隔壁是一所水稻学校,周围除了一个小储蓄所和邮局便只剩下一块块的稻田,水稻研究中心就像稻海里的贝壳,而袁隆平家则是贝亮里的珍珠。

  小小的乡间别墅,坐落在水稻中心科研大楼后面,房子外面是袁隆平的老伴邓哲悉心照料的花园,旁边的车库里停了几辆摩托和一辆小奥拓,摩托是以前袁先生骑着下田的,现在不骑了,都是自己开车,就是那辆。袁隆平的学生给记者介绍。

  袁隆平很忙,全世界跑,参加各种研讨会,出席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但是他最快乐的时光,还是在自己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在水稻实验田里像农夫一样劳作。

  清晨,你会看见袁隆平背着手,从家里踱步到办公室,处理研究中心和隆平高科的一些事情。哪位研究人员有什么新的实验成果和发现,都会首先跑去通知袁老,一起下田去检测新发现。

  正午时分,袁隆平会出现在离研究中心不远的实验稻田里——长沙很热,水稻中心正式上班时间是下午3点,而此时袁隆平已经从田里归来,因为正午阳光充足,是观测花蕊的最佳时间。

  夕阳西下的时间是属于邓阿姨的。他们一般都约请一帮老伙伴打排球,他照例是和邓阿姨分在一拨——说是排球,其实是比气球重不了多少的排球内胆。袁隆平和老伴玩得不亦乐乎,他总自称是主攻手,比赛中不时地埋怨邓阿姨打得臭。这时要是自己的孙子在旁边看热闹,老头便会恶作剧地用软球砸他的脑袋。

  晚上袁隆平家里一般客人很多,有自己的学生,有自己的朋友,也有来采访他的记者。记者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正在看一部叫做《大汉天子》的连续剧,抱着一只黑猫,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很八卦地为剧中人的命运平白担心。

  要是人够一桌 , 袁隆平便组织大家打麻将——打是打,不赌钱的。输的人钻桌子!有一位记者来采访,被拉着一起打麻将,结果第二天看报纸,配的图片是麻将桌袁隆平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看别人钻桌子。其实那天晚上我钻得最多,大概是他觉得我这样的大科学家钻桌子的照片登出来太不成体统。

  很多人都知道袁老喜欢游泳。他高中的时候是武汉市中学生游泳冠军,而现在在泳池里面的袁隆平依然身手矫健。我们单位举行游泳比赛,我只参加一项,要是所有项目都参加,那所有的冠军青定都被我拿,那多没意思啊!

  乐而忘暑

  2004年是世界水稻年,袁隆平将于10月14日参加美国在艾奥瓦州举行的世界粮食奖的颁奖仪式。世界粮食奖设立于1986年,由总部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每年颁发一次,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此奖被看做是国际上在农业方面的最高荣誉。今年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位获奖的是非洲水稻专家蒙蒂·琼斯博士。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世界粮食奖发布仪式上,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在今年联合国国际水稻年授予两位水稻科学家本年度世界粮食奖尤其显得重要,因为稻米目前是世界大约30亿人的主要食物,而这两位科学家为大大提高亚洲和非洲亿万人民的粮食安全取得了突破性的科学成就。

  然而袁隆平起初开始杂交水稻研究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过这些。科学研究和发现发明是一名科学家最为快乐的事情,袁隆平为了研究杂交水稻,简直到了忘我的境界,总是在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下田,真可谓是乐而忘暑。

  但谈起如何走上农业科研的道路,袁隆平却连连说自己是上当受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在武汉读书,有一次老师带小朋友们去郊游,到了一个园艺场,进去以后,到处的花草景象深深吸引着袁隆平桃子结在树上红红的,好美丽。葡萄一串串一串串的,引得我口水直流。这学农美啊!

  这件事情成为袁隆平后来坚决选择学农的直接原因,他是个浪漫的人,然而真正学农以后却让他大失所望如果当时郊游老师带我到真正的农村,又穷又苦、又脏又累的地方,恐怕我就 不会学农了。人常说生活中不缺乏美,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而独具慧眼的袁隆平很快就在农业研究中找到了快乐。

  袁先生刚过完74岁生日,享福的年纪了,却仍然和年轻人一样天天下田。他所有的快乐仿佛都来自稻田,乡土的味道和稻穗的喷香总是让袁隆平流连不已。我每天都要下田,要是哪天没有去就觉得吃不下饭,总觉得什么事情没有干。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僻的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开始了一段奇特而又充满快乐的科学之旅——几十年过去了,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地处湘 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仿佛置身于天人和谐的世外挑源青山、绿水,几百岁的大棒树和古典而独湘西特色的楼房相得益彰,处处是嫁接的瓜果、稻田,琅琅读书声和果实的芳香仿佛是这田园景象的背景音乐……

  当地的老师指着一片稻田说袁老师以前每天中午就在这里观察水稻的花蕊。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什么都学苏联,政治一边倒,连科学研究也一边倒,农业科学迷信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袁隆平被他们误导了好多年。

  这两人认为无性杂交可以创造新品种——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是错误的,在当时的中国却没有人怀疑其真理性。然而袁隆平没有轻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便做无性杂交的实验来验证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上面结番茄,下面结马铃薯,那该多好啊!实验做了,的确是上面结番茄下面结马铃薯,但是把收获的种子第二年种下去,马铃薯是马铃薯番茄是番茄,袁隆平失望透顶。他又做实验把西瓜接在南瓜上,长的瓜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但是种到地里,第二年还是西瓜,一点没有变。

  农业科学的周期是以年为时间单位,一次实验就要等到一次花开、结果。就这样,几个实验误导了袁隆平好几年。

  这时登在《参考消息》上的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像给迷途中的袁隆平以当头棒喝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发现DNA螺旋结构,西方的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我当时还在那里搞什么 无性杂交,糟糕得很。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雄蕊雌蕊都在一朵花里面,雌雄同株,没有杂种优势——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近亲繁殖的结果是种群的退化。但是水稻因为花小,其杂交是当时公认的世界难题,设在马尼拉的世界水稻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困难重重,差点关闭。袁隆平偏不信这个邪,他突发灵感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水稻品种——雄花退化的雄性不育系,没有自己的花粉,这样不就可以做到杂种优势了吗

  于是,漫长的寻找过程开始了,要找到这样一株雄花退化而且杂交之后产量猛增的太监水稻简直是大海捞针。

  从湖南到海南,从四川到云南,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寻找那株雄性不育系。就像相隔两世的恋人,即使是大海捞针,但是有一种信念在支持着袁隆平。

  寻寻觅觅,观察细小的花蕊。正午阳光最足,也最毒辣——科学研究是袁隆平最大的快乐,晒一点算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系水稻野败,杂交水稻的研究之路豁然开朗。

  乐天知命

  我在年轻时做过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说起自己的梦想,笑容灿烂,使人联想起金秋沉甸甸的稻穗。

  袁隆平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未来社会里处处挂满的瓜果,到处绽放的鲜花,人们丰衣足食,不再忍受饥饿。

  1960年闹饥荒,我亲眼看见,很多人慢慢倒在田坎边,饿死。

  民以食为天,然而土地的萎缩和人口大爆炸却使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一位学者布朗写过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养不活自己,而且还会成为世界的负担。袁隆平当然很反对,认为布朗没有考虑到科学发展对农业增产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袁先生很清楚,如果土地状况继续恶化,布朗的预言绝不是危言耸听。

  袁隆平计划在2005年完成自己超级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工作,也就是商产达到800公斤——水稻现有的平均产量是亩产500公斤左右,而亩产800公斤在袁隆平的实验田里已经成功,下一步是大面积推广。

  他的理想是1000公斤——水稻产量可能达到的上限。但是他清楚,这个目标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700公斤我们实现了,800公斤我们马上就要实现,1000公斤就等你们来接班!他笑着对台下的中国农大的年轻学生说。

  他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可以亲眼看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实现,但是年过古稀的袁先生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每天下田,偶尔还自己开着小奥拓到田间兜风——享受生活,享受工作,将来的事,有将来的人操心。

  中国农民都说吃饭靠两平,一是邓小平,一是袁隆平,然而袁先生对此只是表示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工作,一点点。

  沉迷在科学发现的快乐和享受成功的喜悦中,他咧嘴笑,一脸的幸福。

  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P10

TOP

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上
  作者:陬人

  在星期六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的朋友――那个骄傲的父亲勃比*来维斯带着他的两个小儿子去高尔夫球场打球。

  他走到球场售票处问那里面的工作人员:“请问门票是多少钱?”

  里面的年轻人回答他:“所有满6周岁的人进入球场都需要交3美元,先生。我们这个球场让6岁以下的儿童免费进入,请问你的两个孩子多大了?”

  勃比回答道:“我们家未来的律师3岁了,我们家未来的医生7岁了,所以我想我应该付给你6美元,先生。”

  柜台后的年轻人有点惊讶地说:“嘿,先生,你是刚刚中了六合采还是其他什么了,你本来可以为自己节省3美元的,即使你告诉我那个大一点的孩子6岁的话,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的。”

  我的朋友勃比回答道:“对,你的确不会看出其中的差别,但是我的孩子们会知道这其中的差别的。站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我有责任不让她们小小年纪就学会去欺骗别人。”

  就像哲人爱默生说过的一样:“为什么你说的如此大声,我却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呢?”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里,真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珍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你都要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只会讲真话的黄万里
  作者:赵诚

  有的人不讲真话,是因被周围人的狂热所迷惑;有的人不讲真话,是知道真

  相却不敢说。黄万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众人皆醉之时保持清醒,而且不惜为

  这真话付出大半生的代价

  几年前,人们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即便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也陌

  生得很。但是,人们都知道黄河,也大都知道黄河上有一座三门峡水库——那是

  一项巨大的失败工程。黄万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评价,中国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

  “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

  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

  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

  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

  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国建设史上的最大败笔

  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

  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

  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

  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1952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

  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

  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

  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

  1954年10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

  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

  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46座河坝,“500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

  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相当于中

  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

  16亿亩。”

  在这46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

  致在以后的40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

  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

  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

  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

  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

  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

  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

  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对者

  在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

  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

  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1957年6月1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

  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

  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

  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

  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

  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

  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

  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

  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

  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

  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

  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

  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50年后

  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

  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

  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

  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

  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右派22年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

  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

  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3000多字的小说里,黄

  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

  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

  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

  》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

  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

  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1958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

  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

  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

  摘掉。黄万里不但没有检讨,还给领导写信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黄万里19

  35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

  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

  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

  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可以说无论在学历

  上还是在经验上,国内很少有人能达到黄万里的水平。即便在进入高校教书之后,

  他也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科研能力。在1953年到1957年的近四年时间里,

  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20世

  纪50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7日去世。他的子女评价他,“他只说真话,不

  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

  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TOP

不要和农民聊矿难
  作者:曾颖

  那天,我和电视台一位记者出去采访一个带着伤残老公出嫁的女人,这种题材虽然做得多了,但做起来很顺手并且很安全,因而是酷暑天最轻松不过的活儿。 我们的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司机一脸痛苦钻下车底去修理,我们在车里坐着,眨眼间就被烘得全身流水。有眼灵的人看见前面有两间茅草屋,屋前枝繁叶茂的树投下的一片荫凉像个美丽的女子一般冲我们抛着媚眼。这使得我们一行人三步并做两步,像一块块炽热的炭,从炉中冲入水中一般地冲进那片绿荫。 树荫下放着几块石头和一把竹椅,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农正在那里编晒席,看得出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在他身后不远处,他的妻子正在宰猪食,刀砍在木板和菜叶上空空的响。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除了斑驳的泥墙显得比别的农家更贫穷以外没有任何异样,两位老人见我们来了,也没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很狐疑地看着我们,好像想问什么,但又什么都没问。 我们自作主张地坐下,主动和老人套近乎,说说天气和今年收成之类的话,这些话使老人对我们放松了戒备,停下手中的活,叫老伴给我们倒水喝。 不一会,太婆端着两个身体有点残疾但还算干净的碗出来了,碗里盛着散发着清凉气的凉水。她端水的手像是石头刻成的一样,上面有很多很黑的裂纹,裂纹里累积了多年来艰苦劳作的痕迹。 有了水,有了树荫,我们自然轻松起来,开始聊天。从拉丹袭击美国到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一直聊到前两天吉林发生的矿难,有二十几个四川民工困在井下。 我发誓我们聊天纯属信马由缰,没有什么目的。但我却看见一直埋头干活的老农民停了下来,手中的竹刀开始颤抖。这时,他的身后,他白发苍苍的妻子轻飘飘地倒在地上,手中的刀很清脆地响了一声。 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有人说老人是中暑,赶紧掐人中,有人则想起自己采访包里还有藿香正气液,赶紧去拿。大家手忙脚乱一通忙活也不见效,有人提议赶紧送医院。 幸好,汽车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修好了,乡卫生院离得不远,十几分钟就到了。医生乡里乡亲的也算熟人,对老人的病似乎也很有把握,半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过来了。忙活完的医生一面洗手,一面对我们说:这老婆婆经不起刺激。 “我们自己聊天,没刺激她啊!”我们感到很委曲。 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 不就是本拉丹阿拉法特吉林煤矿埋了二十几个人吗? 医生把眼镜一扶说:这还不算刺激?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打工,也不一定就是啊! 医生一脸正色地说:你想想,你们这一路人,又是摄像机又是采访车的,莫名其妙地就进了她家,还矿难矿难的,这年头,她们能捞着被采访的机会恐怕就只有家里人在外面死了,你想想吓不吓人啊? 我们还是有点迷糊,说:老人的儿子在吉林打工吗? 医生说:这倒不清楚,我上次抢救她时,好像是她听了广西出矿难的消息。我们这里通讯不方便,后生们出去打工,都像树叶一样,飘到哪是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矿难都会让他们的家人心惊肉跳。 听了医生的话,我们感到震惊和惭愧,在用车送老人回家时,我们拍着胸口向毛主席保证,我们只是路过她家讨口水喝的,跟他的儿子们没有任何关系。 老人眼里空空的点头表示相信。 我们眼里湿湿的踏上了归程。在路上,我们几个发誓,从此不再在农民面前聊矿难之类的事……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TOP

返回列表